在那天的布道快要结束时，作为基督教民族和基督教国家的一员，阿尔伯特沉痛地说：“传教只是赎罪，即对基督教民族在海外暴行的赎罪。”

    “是的，就像人们所说的，世上的事本来就是如此：权力统治着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所有的暴行和罪恶，都是在德国的上帝、美国的上帝或英国的上帝的注视下发生的，而我们的国家也并没有觉得有去掉‘基督教的’这一标志的必要，那么，在那些可怜的人面前，耶稣的名字以及我们国家的基督教，就被羞辱和亵渎了。如果不是因为国家在那些地方犯下罪孽、使它蒙羞，如果它不需要对那些在耶稣名义下的暴行负责，那么，相对于所有的掠夺者，它就是给予者；而对于所有的受苦者，它就是赐福者。因为它——基督教，只是一个以耶稣的名义而来到的救助者。”

    阿尔伯特认为，虽然德国在海外的传教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比如它在非洲中部的作为，比如它在南海岛屿上的事业，比如它创建了成百上千个宁静的村庄，比如它制止了多起流血冲突，等等，但那仍然是不够的。

    最后，阿尔伯特说：“我们必须赎罪，为我们在报纸上所看到的所有暴行赎罪，也为我们没有在报纸上看到的、被原始丛林的黑暗和沉默所掩盖的、更糟糕的暴行赎罪。”

    对赎罪问题，在四年后的一封信中，他还写道：“概括地说，殖民地的状况是对人类和基督教的嘲讽。如果必须为此赎罪的话，我们就应该指派这样的人去：他们以耶稣的名义行善，他们并不只是宣教士，而是去为穷人做事的救助者。对基督徒而言，如果不去做好这件事，也就失去了生命。”

    到目前为止，阿尔伯特还没有公开表示，他一定会去非洲。但这一天的布道已然表明：就像彼得和安得烈丢下渔网跟从耶稣一样，为了那些需要人的人，他一定会丢下教授和牧师的职位，以赎罪者的身份前往非洲，即使会死。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也就是1905年的1月14日，是阿尔伯特30岁的生日。就像某个寓言中的人一样，想造一座塔，却又踌躇不决，因为不知道自己是否拥有足够的材料。就像那个人一样*潢色 ，阿尔伯特踌躇地度过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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