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序》的价值

    如果说胡风事件是二十世纪一大思想案例，那么，舒芜则可谓“案中案”。它们之间的关系，约而括之见于三点：先和后、主和从、大和小。

    胡风事件发生前，先有舒芜的“转变”。舒芜不“转变”于先，便不能带出胡风事件于后——这是“先和后”。

    舒芜所以构成问题，又以其身份而来，他曾与路翎分掌胡风以下理论、创作的两翼。若非如此，任他怎么变来变去，也无关痛痒——这是“主和从”。

    风起于青苹之末，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舒芜“转变”，犹如自然界中的地震，是大震前的小震——这是“大和小”。

    明白舒芜与胡风事件之间这三条线索，才明白他为什么能够去扮演那个“犹大”角色，以及我们为何把他视为“案中案”单独加以研究。而过去，大家多只问其罪责（造成的后果），不考究其蜕变的过程，就好像只看见冰结成了三尺，却不注意朔风怎样一层层使冰加厚。再不然，大而化之，用人品解释一切，认定舒芜天生或者骨子里便是“犹大”。虽然这样的审判，舒芜不能逃脱，必须面对；但在审判者而言，也需要警惕惩罚的热望淹没了对其他真相的追寻。

    自从胡风事件平反以来，围绕舒芜问题的话语，大多不超出道德指控。而这种局面，居然是由舒芜自己打破的。

    1997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发表了他的《〈回归“五四”〉后序》（以下简称《后序》）。二年半后，这篇长九万言的自述又以书籍形式，出现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回归五四》之中。可是两个版本发生了很大变化，杂志版里抄录的胡风信件，书籍版一概消失了，而代以作者的转述。原因是胡风亲属以这些信的著作权对舒芜提出抗议。当初，《新文学史料》所登此文末尾，以小字附注：“《回归“五四”》即将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最后，出版者却是辽宁教育出版社。对此，舒芜写有《〈后序〉附记》，略述从约稿到稿齐后的停顿，以致最后索稿、退稿的周折。

    《回归五四》甫一出版，即有大的反响。未及半载，《书屋》杂志2000年第1期便集中刊登了朱健、朱正、余世存的三篇文章，以后，连续进行对舒芜问题的讨论。第5期刊登了朱珩青的文章，第6期刊登了祝勇的文章，第11期刊登了张业松的文章。上述文章彼此存在辩驳的关系。争议也迅速蔓延别处，《博览群书》杂志同年第11期发表袁良骏与祝勇商榷的文章，复于次年组织讨论会，并请其中尚木、丁东、袁良骏、祝勇、卢周来、凸凹、黎鸣、陆昕、王学泰、王毅诸位，将发言整理成文，编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关于舒芜及其忏悔问题的大辩论》发表。

    读罢《后序》，我即感觉此文的发表应予重视。不单对在更深层次上考虑胡风事件，乃至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再认识，都有不寻常的价值。

    然而，这样一个文本的出现，看来暂时又不能被理性地对待。它从定型到出版所经历的曲折，说明了在相关问题上达到澄静，仍然艰难。其中的感情因素，既可想象，也该当理解。毕竟，恰恰是在“私人通信”上，舒芜给予受害人没齿难忘的侵犯，因此，坚决禁止、杜绝他对于胡风通信的使用，亦在情理之中，即便舒芜本人，对此也难有怨言。然就利于研究而言，学界所希望的，却是一切材料畅行无阻地公诸于世，消弭使用上的壁垒。虽然胡风亲属后来将禁止舒芜使用的那些信件，重新编审、加注，发表于《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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