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胡关系始末

    为便于对胡风事件知之不多的读者理解本文，也为了后面的讨论做一番引导，我们先将舒芜与胡风交往的始末，加以概略介绍。

    舒芜于1940年底首先认识路翎，很快成为至友。但是路翎把他引给胡风，却等到1943年夏天。原因是，不久发生“皖南事变”，在周恩来安排下，重庆的著名左翼文人撤往香港以至缅甸等地。这样，等到1943年国共间情势缓和，胡风才回到重庆。

    路翎从报上见着胡风抵渝的消息，第二天即进城看望，且要舒芜同去，并嘱其“将已写成的《文法哲学引论》等三篇，已发表的《释无久》篇，带去请胡风审阅。”此举显示，路翎看重舒芜的文章，并推想也应引起胡风的重视。当时的舒芜，连初出茅庐都算不上，是文坛门外之人。

    果然，胡风对于这新见的青年，相当器重。尽管胡风扶植后进是一贯的，但他对舒芜的期望，大抵又不一般。这一点，只须看看所谓“胡风派”的构成，即可了然。在他的所有追随者中间，除去一个阿垅，更无其他长于理论和理性思维的人。“胡风派”在理论上的开拓与建树，一直以来靠着胡风自己。到舒芜前来相见时，胡风已经拥有了创作方面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路翎，假如理论方面也能罗致并驾齐驱的人才，意义则不待明言。

    舒芜的确具有这种潜质。胡风以他对于不同才具的敏感，显然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对舒芜的推举，尤显尽力。舒芜携以拜见的三篇论文，《论存在》、《论因果》和《文法哲学引论》，胡风全部设法不久使之一一发表。就此论，舒芜此行收获，一举便与过去发表论文数量总和相当，而且刊物知名度远非过去可比，这理应视为他正式踏进文坛之始。

    因此，说胡风于舒芜“如同再造”，似无夸大。除了实际提携，胡、舒之间也频有书信，内容自然主要集中在文艺与思想方面，彼此交流、沟通。但以当日年龄、声望的差别，在舒芜而言，这些交流、沟通，不免也被当作指导。这样交往了几个月，他们的关系有相当的进展，于是发生了《论主观》的写作。

    谈胡风事件，就不能不提到《论主观》这篇文章。关于它的写作，《后序》几番谈到胡风和路翎的启发及鼓励，这些笔墨自某一方面看来恐怕另有所谓，而作为一般研究者，却主要是从中捕捉当时文艺界、思想界的信息，从这样的角度看，《论主观》的酝酿与胡风、路翎存有联系应属正常，否则反而不易解释。

    1945年1月，《论主观》发表在《希望》创刊号上，立即引起重庆中共领导层以至延安的高度重视，被当成思想上的一个危险挑战。个中详情，先不深谈，姑引1952年“转变”后舒芜的检讨，来认识其问题的严重性：

    我公开承认了《论主观》等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前，权威人士用毛泽东思想作标准，指责我是唯心论，我不服。解放后，我为中国革命如此伟大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真心相信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胜利，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也用毛泽东思想作标准来衡量自己过去的理论，觉得那确实是错误的，也就不能不承认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论主观》之所以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因为它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来掩饰个性解放的追求。

    把其中关节点再简化一下，其关系是这样的：《论主观》依据作者本人以及整个“胡风派”普遍奉信的马克思主义谋求个性解放的认识写成，但是这一认识与延安正在形成和建立的毛泽东思想权威颇存异趣。在舒芜以及“胡风派”，一是并未觉得自身主张有何错误，二是毕竟远在重庆，对于延安的思想要义及强大趋势缺乏认识。但在延安看来，事

    <t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