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到路翎

    中国的“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是《狂人日记》。大多数文学史家在谈论时，乐于强调它关于中国旧历史旧文化“吃人”那句有名的议论，至于小说通篇来自一个疯子的视角，并以疯子的内心独白写就，反而不曾予以足够的重视。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形象以疯子面目出现，意味深长。

    究竟是一种什么意味呢？我们得去看看那时知识阶层的精神氛围。在所谓“大觉醒时代”的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里活跃着一个日本人的身影，此人算不上什么思想巨擘，却对从鲁迅到郭沫若、郁达夫、田汉、丰子恺等诸多重要知识分子，产生深刻影响。他便是厨川白村。而这影响，其实又主要由于一本书：《苦闷的象征》。1921年，此书部分章节在日本发表不久，中国即有选译见诸报端。1924年2月，全书由日本改造社出版，仅隔数月，鲁迅就译出该书第一、二部分，陆续发表于《晨报副镌》，复于翌年3月作为新潮社《未名丛刊》之一出版单行本。而鲁译甫出一个月，丰子恺译本又列入“五四”时期重要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丛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据学者的研究，《苦闷的象征》“是五四以后，尤其是20年代在中国流传最早、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两种外国文艺著作之一（另一种是托尔斯泰的《文艺论》）。”（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

    何以至此呢？鲁迅的话，可以解释个中缘故。他在所译单行本《苦闷的象征》的《引言》中承认，对于厨川其人，自己不甚了了：“我不大明白他的生平，也没有见过有系统的传记。”之所以这么看重这本书，如此迅捷地把它介绍到中国来，显然，不是冲着作者，而是冲着它的内容。这内容，鲁迅在随《苦闷的象征》译文一道发表于1924年10月1日《晨报副镌》的《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中，是这样概括的：

    其主旨，著者自己在第一部第四章中说得很分明：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

    他紧跟着说，由此感觉到“于我有翻译的必要”。出单行本时，他另撰《引言》再次倡伸：

    非有天马行空似的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这译文虽然拙涩，幸而实质本好，倘读者能够坚忍地反复过两三回，当可以看见许多有意义的处所罢：这是我所以冒昧开译的原因，自然也是太过分的奢望。

    这不啻说，他看重《苦闷的象征》，在于此书所论能够切中“中国现在的精神”的要害；那大抵是，一方面“生命力受压抑”而陷于巨大的“苦闷懊恼”，另一方面这种压抑这种苦闷却“何其萎靡锢蔽”，而亟待突破升华为“天马行空似的精神”。总之，中国精神的大病在于苦闷，而自我救赎的途径却也恰恰在于从苦闷中爆发、将那苦闷淋漓尽致加以宣泄，以破窗而出、破釡沉舟的果敢，复归于“力的突进和跳跃”的生命与人格——这其实恰恰就是“狂人精神”，换言之，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囿于小说语言而未能直接点破的主题，《苦闷的象征》以理论语言点破了；它让鲁迅感到一拍即合，称道“实质本好”，力荐读者“坚忍地反复过两三回”，以知其意义所在。

    原来，“狂人”便是一个“苦闷的象征”！

    那么，是否可以说，以《狂人日记》发端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正是从“苦闷”中产生的呢？我以为可以。

    这时候，回头凝眸于路翎，恐将豁然发现他周身流动着“苦闷”的精神、意识与血液。如果说《狂人日记》隐含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精神母题，那么，我愿视路翎为这方面最典型、最充分的体现者；不特如此，我还想说整个七十一年人生中，他的创作，连同他这个人，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苦闷的象征”。

    迄今为止，我所读过的最精彩的路翎评论——说来有些难以置信——是他的一个批判者写的。此即胡绳于1948年在香港那次批胡风派的高潮中写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收入作家出版社1955年《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一集）。

    “最精彩”，非指其观点。撇开观点不论，它对路翎创作的要点、特色和精神内涵的抉握，竟然是所有有关路翎的论文——包括那些从正面展开的评论——中最为精准的，在我看来。

    它就路翎小说提出的许多问题，几乎都是不能绕过的，虽然人们各自的看法较论者也许大相径庭。例如“流浪者气质”：

    为什么出现在作者笔下的矿工劳动者显著地分属于流浪者气质与农民气质的两种类型呢？为什么作者以深切的同情写着的人物（不论是劳动者还是知识分子）都带着流浪者的气质呢？为什么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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