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译《苦闷的象征》，到胡风由读“鲁迅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而找到其文艺思考的突破点，其间“薪火相传”的轨迹甚明。谈到“后期鲁迅”的种种表现，学界似乎普遍认为，他已经完成某种“转变”了。然而，偏偏是从《苦闷的象征》受到启发并沿着这个方向切入文艺的胡风，成为“后期鲁迅”最为赏识之人，这个好像不起眼的“细节”一直以来都被忽视了。我由此而有“冰山一角”之想。鲁迅拜受“左联”盟主后的“种种表现”，固然确凿，但他的精神深处究竟是否如我们所“一举揭示”的那样，恐怕要因胡风的存在而打上问号。顺着这条线索，我觉得，似乎已被解释清楚了的二十世纪文学精神的源与流，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比如说，鲁迅→主流文学价值观，和鲁迅→胡风文艺思想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回事；这问题的背后，可能有一座“冰山”。

    暂且将这样宏远的问题放下，回到本文主旨上。胡风从《苦闷的象征》中得到了他心仪的“洗除了文艺上的一切庸俗社会学”的思想原力（对“庸俗社会学”的反拨，是他坚持不移的立场，也是他与主流文学观矛盾冲突的焦点），同时将它“生物性”偏向加以扬弃。在这取弃之间，胡风找到了他自己的有关文艺以“精神”突破“现实”的燃爆点，那就是深入察究和揭示社会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迫害、束缚、压抑和禁锢，透过累累“精神伤痕”的展现与刻画，唤醒解放的意识。

    胡风凝视于精神伤害的目光，正来自《苦闷的象征》。只不过，在厨川那里“精神的伤害”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为本，被表述成原欲“受过压抑和阻止”而形成的个人病理现象。胡风则用历史和社会的观点，另设命题，提出了“精神奴役创伤”。这表述新增“奴役”一词，它的指向显然是社会性的。它着重强调，一个坏社会，其最坏之处，并不是从外部造成压迫和剥夺，而在于从精神上毁坏人，使人们从内心深处沦为奴隶，导致人的各种病态的心理。

    正是这里，埋伏着胡风思想与主流的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重大分歧。后者致力于劳苦大众的社会解放（改变其政治、经济地位）；胡风赞成这一工作，但认为仅仅如此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使所有人实现心灵解放，摆脱“精神奴役创伤”——或者说，真正的彻底的社会解放，应该是精神、思想和心灵的解放。自然，问题将集中于承不承认人民的身上存在“精神奴役创伤”。“精神奴役”的字眼令人不快。我们知道，按主流的革命意识形态观点，“人民”这个词，在“精神”上是正面的，他们是自己的主人，不可能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然而，倾慕胡风思想、为之击节并愿意团结在他身边的，也大有人在。路翎便是一位。他在最早的一封通信中，对胡风激动地说：“在中国，像我这样困苦在‘年青’里，困苦在‘生活’里的人一定很多吧，而且，是我们底同志一定很多吧，然而因为个人的或是社会的一些关系，我们很疏远，我们很少连我心灵底铁的一环而发挥不可抗拒的集体的力量。我们是散漫的。”（1940年2月21日，《胡风路翎文学书简》）晚年，未能走出精神病症的路翎，虽然写下三百余万字，却只有一篇回忆录《我与胡风》，思维是真正清晰有力的。文章一开始，他这样评论胡风：“在我心目中的他的形象是从他的作品、青年自学丛书里的《文学与生活》、《文艺笔谈》与《密云期风习小纪》里认识到的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向生活的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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