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叶红似二月花》写于1942年的桂林。《我走过的道路》说：

    一九二七——二八年间，我写过反映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对于这几部作品，我并不满意，我盼望别人会写出更好的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然而，当年身经其事者，此时忙于别的工作，无暇顾及，而比我年青的一代，又无此生活经历。……我计划写“五四”运动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思想的大变动。书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于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认不清方向。当革命的浪涛袭来时，他们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茫，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

    是年，茅盾四十七岁，正由“不惑”迈向“知天命”。他已非三部曲时三十出头的心劳意攘之龄。天南地北，他经历了许多，尤其是经历了新疆盛世才那一幕；这些经历，足以把性格、情绪、认识上的各种杂波过滤得比较干净平静，去掉外露的生硬的东西，而沉潜、内敛起来。关于“霜叶”，无论在1958年人文社《新版后记》还是《我走过的道路》，他都解释为书中人物终非真正革命者，不是红花，是貌似红花的霜叶。但我的行文，却另有所感。在我看来，这部作品较诸以前茅盾创作，风格上有了“霜叶感”，老成，深远，廓惝，平舒。这也不尽是我从其行文得来的读感，他自己在《新版后记》说起书名的由来，也提到了秋意的触发：

    那时候，残秋向尽，我在桂林已经住了九个月了。为了料理行装，偶然到某处，看见半林红叶，忽然想起了杜牧的题为《山行》那首七绝来，便反复讽咏这诗的最后一句：于是“灵机”一动，想道：何不把这一句借作我的书名呢？

    正像他前面所回顾的，此作之于旧作，有“重写”意味——同一段历史，三十岁出头写过了，而到年近五旬的时候，他打算再写一回。这一来表明那段历史于他有着特别的意味，二来必然意味着作者自觉经过多年人生历练，对于旧时的叙说卑之不甚高明。职是之故，《霜叶红似二月花》在茅盾心中，必有一个特别的位置。

    从划定的题材内容看，此作关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与精神上最雄伟却又最扑朔迷蒙的大变化岁月，言其具有“史诗性”再合适不过。假如由茅盾这样一位长篇小说大手笔将它完整敷陈出来，可观性实令人翘首。可叹最后写成部分或仅为全计划的二分之一。现有之《霜叶红似二月花》，1942年在《文艺战线》七卷一号至四号登出前九章，翌年在《青光》登出后五章，不久合起来出过几版单行本——所以如此，是为“换米”计，“迫于经济不得不将这一部分先出版”。到1958年人文社出文集时，一字未增，茅盾又把它原样放了进来。他在《新版后记》的开头与结尾，分别说道：“荏苒数年，没有续写一字，——而且自审精力和时间都未必有可能照原来计划中的规模把它写完成了。”“如果我能够多活几年，找出时间，续成此书，了此宿逋，那当然更好。不过，我不敢在这里开支票。”味其语意，我疑心：第一，对于使这半成品变成全本，他或已绝望；第二，是借这机会与方式，表示一种无奈抑或焦灼。

    “放下”，却谈何容易。这部作品，实为茅盾情所独钟，他尝对家人表示，在自己作品里，“比较满意《霜叶红似二月花》”（《父亲茅盾的晚年》）。足足32年，“没有续写一字”；可是1974年，在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圆中断多年的“创作梦”的挣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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