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尽其才

    近世以来，中国人在精神哲学上的痼疾，是做不到、甚至不能理解“兼容并包”。虽然问题早在二十世纪初即为目光深邃者所察觉，然而由于中华文明自信心崩溃并导致精神气质严重滑向偏激、轻躁与用强，这根本性弊病非但未能遏制，反而一再在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中持续和延展。就文学论，我们首先看见过去的历史存在排斥异己、定于一尊的意志，而当其发展到极致走向自身反面时，又发现人们又通过同一方式来建立新的格局。

    显而易见，我的所指是现实主义文学。

    “五四”后，现实主义文学渐成主流，翕然文宗。这结果，有内在的历史合理性；它既符合时代对中国文学的要求、期待，亦与当时世界文学大势并行不悖。倘若它仅止作为文学主流，我看不出这里有何可争议之处。问题是不仅仅如此，它最后实际形成了一种文学霸权，成为文学当中的一个压迫者。经过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介入，相互打包、捆绑，现实主义文学在发展壮大的同时，还把自己放到威权的位置，去否定、禁绝舍我之外的文学样态。三十年代以后，“非现实主义”基本都被列为鸣鼓而攻之的对象。所以，谈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我们一面视现实主义为最大、最重要成就，另一面却不能回避这座高山“令人须仰视才见”的壮观与庞大，部分得自“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这使它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副作用。八十年代起，跟随社会改革开放，现实主义失去作为一种文学威权的基础，逐渐回位于诸种文学方式之一种。这本是值得欢迎的变化；在我看来，当现实主义不再构成对其他文学方式的排斥与否定时，它对中国文学的价值就是正面的，中国仍然需要现实主义文学。可是，矫枉再次过正。“兼容并包”精神的缺乏，令一些渴望中国文学告别过去的人，与当年现实主义文学霸权不容他者如出一辙，反过来同样不容现实主义。在他们看来，现实主义是阻碍中国文学繁荣丰富的罪魁（这确曾是事实），而中国文学繁荣丰富起来的必经之路就是现实主义“倒掉”，抛弃它，让它付出沉没、式微的代价（这却是矫枉而过正）。这种倾向，无论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的创作实践中，还是在对以往文学史的重新表述中，都很突出。

    茅盾跌出“巨匠”行列，是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价值起落的反映。有的人，浮沉之间涉及很多因素，创作质量的下降、作品经不住“重读”（时间检验）乃至个人人格缺陷等等；在我看来，茅盾和这些因素无关。建国后他没有创作，而在停止创作之前，水准并无下降的苗头，反而不妨说倒出现了愈见深厚的迹象。从一般观点看，他的作品亦不属于时过境迁吸引力就发生明显变化的一类，单就语言、内容和表现力论，它们能够在不同时代持续地构成稳定的阅读乐趣——除非阅读者在文学理念上有什么特别排他性的预设。至于个人人格方面，茅盾一生所为，应不存在让我们因其人而废其文的什么理由。

    他作为作家，身后情形渐趋冷清，根本而言只是缘于现实主义的“走低”。前引之巴金评论，是这样描述茅盾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的：“我国现代文学始终沿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成长、发展，少不了他几十年的心血。”此语出自巴金这样一个同时代见证者，其诚恳剀切，非他人可比。在中国推动现实主义文学，无论言论倡导还是身体力行，其专注、执着、纯一，无人可及茅盾。他的后辈自不必说，早于他或与他同时的人当中，我们也找不到谁比他献力更多。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郭沫若……这些人，要么并未将目光聚焦在现实主义上，要么虽然思想观点对现实主义表示重视与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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