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不仅在于敌人的强大，更在于革命阵营内部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在于某些革命者自身的不坚定和不成熟，在于那些不称职的领导人天真幼稚所致的右倾投降主义、“左”倾盲动主义、主观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悲观主义、骄傲自满、流寇思想等等，举不胜举。这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综合征”，往往加大了革命前进道路的曲折，使斗争屡遭失败，损失极大。伟大的中国革命，正是在同凶顽的敌人和自身的不成熟的困苦相搏中，一步步地艰难前行。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历史，也不例外。

    “中秋节事变”之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即由米脂县城迁往清涧折家坪、老君殿一带隐蔽开展工作。

    杜衡、焦维炽获释不久，中共陕西省委遭敌破坏。省委主要负责人潘自力、李子洲被捕入狱。杜衡奉调回西安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一职。临行之前，他指定特委军事委员杨国栋代理特委书记。

    杨国栋是陕北安定人，长得人卨马大，黄埔军校毕业，和刘志丹是先后同学。他出身富裕家庭，自小没吃过苦，养成了大手大脚的阔少作风，好穿长袍，时常下馆子吃喝，有时上路还雇坐驾窝子。加之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甚至动手打人。他在同志中间威信不高，但同杜衡倒是很能谈得来，故得器重。

    杨国栋代理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后，尾巴翘得更高，谁也不放在眼里。有一次，特委机关同志在一起争论问题，一句话不顺耳，杨国栋便野蛮地操起炕炉子上的火盖打人。他还时常说刘志丹军事上如何无能，言外之意，无非暗示他自己能行。同志们对杨国栋的作风很有意见。大家认为，靠这样一个人，怎么能担负起革命的领导工作呢？这么一来，特委工作中又潜伏着新的危机。

    马文瑞担任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兼中共绥德县委常委后，布置完机关的日常事务，就背着挎包下各区、村开展工作。

    正值陕北秋高气爽的九月天，离开森严可怖的绥德城，来到乡间，行走在阳光照耀着的羊肠小道上，大胆地呼吸着新鲜自由的空气，他感觉到了一种精神解放的滋味。农村的天地是多么广阔呀，革命就应该到这样的天地中闹腾。自从十年前结束拦羊生涯走进学堂，已经好久没像今天这样轻松愉快地走在山间小路上了。每个人，特别是那些有思想有个性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志趣和爱好。文瑞喜欢安静，常常独自一个人带着一本书找个僻静地方去读，但他更喜欢在空无一人的山间旷野小路上行走。顶着蓝天白云，望着连绵起伏的群山，他的思想便会沸腾起来。平时积存在脑子里面的种种想不分明的问题都会闪现出来。走在黄土山路上思索某一个问题，这对于年轻的团县委书记，是一种别人很难体会得来的精神享受。当他思考着一个问题时，脑子里有时会出现两个互不相让的辩论者。此刻，他考虑的是如何在白色恐怖下，更积极有效地带领党员、团员同敌人展开斗争，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积极有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又是他一时还想不清楚的问题。这或许应该由陕北特委负责人来考虑，但他觉得这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由工作在基层的同志考虑更现实。于是他头脑中的“两个人”便争论起来。争辩的结果，后者占了上风。他还是认为，作为党团组织的基层负责人，不能只限于埋头做眼前的具体工作而忽视斗争的方向和策略。一个清醒的革命者，应当对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有自己清醒的认识。经历了“解散绥师”和米脂“中秋节事变”以后，马文瑞深深感到，在敌人实行反革命白色恐怖情况下，把工作重点由城镇转入农村的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文瑞意识到，这个起初只是被敌人逼迫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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