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在冯文江家小土窑中的交谈，使马文瑞终生难忘。暗夜中，中共绥德县委书记的许多话像银针一样，拨亮了马文瑞心头的灯盏。交谈中，马文瑞兴奋地回顾着投身革命以来的情形：一次次投入斗争，一次次遭受失败和挫折；一次次重新激发起革命的热情，一次次再度陷入苦闷彷徨。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块铁矿石，被斗争的洪流卷入革命的熔炉中，翻来覆去地经受着脱胎换骨的考验和锻炼。他感到有一种超常的高温和高压，使自己身上潜伏着的那些农民的局限性和小知识分子的急躁狂热，逐渐像生铁中的杂质一样被冶炼副除着；使自己头脑中那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不切实际的天真和不无浪漫色彩的情绪，开始像气泡一样在高温高压下挥发着；使自己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有了一些切身的体验。他觉得自己较前坚定了，对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迎接新的斗争风雨有了一定的精神准备。残酷而富有戏剧性的革命斗争现实，将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一步一步培养锻炼成能够经受斗争考验的无畏的革命战士。
几十年之后，当那一段历史己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当马文瑞像一位登山者，即将登临生命峰巅时，回头望着山下起步阶段的足迹，他最感亲切的倒不是那前进顺利时的欢乐，而是那经受失败和挫折时的痛苦。作为过来人，他总觉得：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和困苦，那种叫你苦闷彷徨的曲折经历，倒是更值得回味。
1928年春天，马文瑞同高学孔、韩钟杰等同学一道，来到米脂县城，报考三民二中。
米脂三民主义第二中学的校址设于城北盘龙山上的李自成行宫。
这原本是一座明朝嘉靖年间所建“真武祖师庙”基础上扩建的“大顺皇帝行宫”。传说，李自成在北京登基后，便派他的侄子回故乡耗巨资修建这座行宫，打算有朝一日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时居住。不久发生的“甲申悲剧”，破灭了英雄的美梦。数百年来，人们把这座行宫以“真武祖师庙”的名义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本意却在纪念那个明末率领农民造反的英雄。李自成的壮举，毕竟成为一段充满豪情又不无缺憾的定格了的悲壮的历史。唯有这座难以让人评说分明的“行宫”，依然巍峨地耸立在这里，仿佛不时地对人们暗示：历史功过，须由后人评说。
无论如何，在少年马文瑞的心目中，他的那位同乡李自成，毕竟还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英雄。根据后来的回忆，他只是在考试之前，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这座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完好无损、岿然屹立的古建筑群落。我们可以猜测，当他同他的同学，漫步在那些营造十分讲究的宫殿屋宇和石坊牌楼之间，所产生的必定不仅是思古幽情吧。李自成的造反精神，对于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者来讲，毕竟显得原始、落后了好几百年。新的更壮烈的历史还等待着他的后辈同乡们去书写。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古老建筑，被用来办成一所学校，显然是统治者当初并没有意识到，在这样的场所办学，学生很容易养成“叛逆精神”。
当时，前来报考的新生有三百多人。学校只录取五十名。马文瑞以榜上名列第一被录取。第二名、第三名竟然是与他同来的高学孔和韩钟杰。
考完试，文瑞他们三人住在城北一家小客店里。许多并不相识的学生都跑来看考了“头名”的马文瑞是个什么样子。来看的人，有男生也有女生。“噢，原来他就是马文瑞！长得俊颜颜价。”几个比他年岁大的穿花衣服的女生，挤在门口窗外，指指画画地议论，声音那么高，好像有意要让他听见。文瑞的脸呼地一下红了，很不好意思地背转身去，窘迫得双手不知该往哪儿放。
学校一开学，文瑞很快便同校内的秘密党团组织接上了关系，学生会的活动他也积极参加，并且结识了同情革命的校长杜立亭。文瑞欣喜地发现，尽管仍在白色恐怖之下，三民二中的党团组织却很健全，革命气氛也很浓厚。教师中间，刘春园、高克明、田焕辉、姜纯志、杜守智、吴伯樵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经常在课堂上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讲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和几千年封建统治的黑暗，还把各种进步书刊介绍给学生来读，在青年学生的心灵中传播着革命的火种。在革命教师的影响和引导下，不少学生秘密加入了党团组织。开学不久，三民二中的党员、团员很快发展到近百人。
正当井岳秀一心做着他的“清党灭共”黄粱美梦时，1928年4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会议在绥德西川苗家坪南丰寨古庙里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杜衡、焦维炽、杨国栋、冯文江、李文芳、张蜀卿、师应三、苗仰实等十多人。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讨论通过了《陕北政治形势和当前工作》等决议，宣布成立陕北党、团特委。会议选举杜衡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冯文江为组织、农运委员，焦维炽为青年委员，杨国栋为军事委员。至此，陕北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三民二中党团组织活动十分活跃。刘澜涛、高植民等负责团组织的工作，马文瑞担任团小组长。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他们就带领团员和进步学生下乡搞农民运动。
一次，马文瑞带着几位同学到一个村子访问宣传。刚进村，迎面碰见一个人提着粪筐在村道上拾粪。他穿着开了花的破棉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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