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家的男亲人们大口大口吞吸着我姐姐带来的带过滤嘴的好烟。他们跟我姐姐基本上没什么话可说，除了见面时那有限的几句客套话，他们再也找不出什么话要对我姐姐说了。他们或坐或蹲、或倚或靠地埋头抽烟，好像他们不是来看我姐姐的，而是来参加我姐姐组织的吸烟大赛。他们默默无语地争先恐后地往肺里吸着尼古丁，吸不了的再吐出来，很快，屋子里就浓烟滚滚了。
父亲的女亲人们将父亲的长得漂亮穿得洋气的女儿团团围住。她们不停地用舌头制造出一种惊讶和惊叹来。她们把我姐姐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狠狠地夸了个遍。农村女人的言过其辞好像也有种力量，起码不让人怀疑她们的真诚。她们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会情不自禁地用比较粗糙、卫生条件也不怎么好的手抚摸我姐姐脸上的“细皮嫩肉”。她们的这种热情，犹如她们男人制造出的尼古丁烟雾，同样令我心里难受。
父亲的年少的年幼的小亲人们，嘴里欢快地嚼着我姐姐带来的奶糖。大一点的孩子嚼得飞快咽得咕咚咕咚直响，小一点的也不甘示弱地把小嘴嚼得歪七扭八。姐姐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女孩把嚼了一半的糖吐到一个女人手心里，姐姐发现那黏黏的糖上竟沾了颗小牙齿！更让姐姐受不了的是，那女人将那小牙随手丢掉，把那吃了一半的糖又塞进小女孩的嘴里。
父亲的侄媳妇蹲在院子中央，用两块砖头支起了一口叫鍪子的黑得不像话的铁锅，烙一种据说是父亲老家最最好吃的饼一韭菜饴子。姐姐因为父亲经常神往无比地提起这种家乡美食而特意站在一旁观望。父亲的侄媳妇很能干，锅上锅下全包了。添一把火翻几下饼，翻几下饼再添一把火。锅下烧的是陈年玉米洁子，我姐姐眼睁挣地看着她每抓一把玉米秸，手上的黑颜色就深一层。她的两只能干的黑手上下飞舞着，只一会儿的工夫，就把我姐姐兴致勃勃的胃口彻底倒没了。
我姐姐找不出任何拒绝吃这种家乡美食的借门，她忍着万般的难受咬了一口。姐姐看见，被父亲夸了一万次的这种韭菜饴子，除了韭菜就是一点点碎碎的虾皮。望着那种整齐的绿色，姐姐觉得这跟吃麦苗或青草没有什么两样。
第二天下午，我姐姐就逃难似的离开了父亲的家乡。
1975年6月的故乡之行，我姐姐基本上可以说是胜兴而往，败兴而归，一无所获。
她此行的目的是去打听父亲的大哥我们的大爷的。但姐姐吃惊地发现：父亲的大哥在家乡亲人们脑子里几乎就没留下什么。他们给我姐姐提供的关于我们的大爷的事情，几乎还不如她从我们的父亲那儿零敲碎打知道得多。这令她很意外。更令她大感意外的是，他们对大爷记忆荒疏却对二大爷记亿犹新，以至到了栩栩如生鲜活如初的程度。
我姐姐这次回去，根本就没有打听二大爷的打算。一是他已死去很久了，打不打听他都没有意义；二是基于二大爷曾是无赖这一不太体面的名声，我姐姐也不太好意思开口提他。谁知，此行的收获却来了个满拧。
二大爷在家乡亲人们的七嘴八舌下，活灵活现地站在我姐姐面前。
他们嘻喀哈哈地说起二大爷时，虽然时不时会蹦出一两句极脏的话骂骂他，但我姐姐很快就感觉到了他们口气中那份艳羡和钦佩。
他们提到我们的二大爷时，是一定要说起他的白净和和善的；而说起他的白净和和善，则会自然而然地把他的风流韵事拽出来。无赖二大爷的风流韵事多得往往拽出一个就能带出一里。
我姐姐从乡亲们对我们二大爷的津津乐道中看出，无赖二大爷长久地亲切地活在他们的家乡南于这一带人的心目中，看样子，恐怕还能再活下去。
这种结果，令我的姐姐感到莫大的悲哀。
1941年11月的一个绝早的清晨，我父亲被他的大哥拖着，踉踉跄跑地离开了他生活了16年的家乡南于。
“拖”这种状态并不说明我父亲的离家是出于被迫。外边的世界对一个16岁的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少年是极有吸引力的。那时的父亲也没把生他养他的家乡当回事。大爷的一只手拖着父亲的细胳膊，样子很像怕他变卦半路跑掉。其实不是这样。那天实在是起得太早了，而头天晚上由于兴奋又实在是睡得太晚了。一个懒散惯了的农村少年对瞌睡的抵抗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那天早晨，大爷用粗壮的大手抓住父亲的细胳膊，在南于出庄的挂着白霜的土路上大步流星地走着。父亲挣脱了几次，没有成功，只好一溜小跑地跟着大爷往前踉跄。直到出了南于，大爷才松了他有点神经的手，脚步也才明显地正常起来。
父亲有点明白了，大爷是不愿碰上南于的人，不愿让庄里任何一个人看见他们的出走。父亲有点想不通：咱不偷，不抢，咱是去当兵哩，咱怕人家干哈！
父亲知道，二大爷的成匪和祖母的死法，都让大爷不能忍受。现在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他们家的这两档子著名的事。搞得他和大爷在附近打工都不自在，总有人在他们的背后指指点点嘀嘀咕咕。我父亲尚好，人小脸面亦小，我大爷就不行了。尤其是于家集大爷老早就定下的媳妇彩妮家的退亲，把大爷最后的一点自尊扫荡一空。大爷放弃了对故乡的最后一块心思，带上他的小兄弟我的父亲，要离家远远的，找个队伍把自己卖丁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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