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天开镰前的一个夜晚。

    那天晚上的月亮格外的大格外的圆也格外的皎洁，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那天晚上的月光，把鲁西北这个叫南于的村庄清洗得格外十净。准备秋收的人们早早地睡下，没有人注意这不同寻常的月光。

    但是，这天晚上，我父亲的二哥却注意到了这种不同寻常。他荡着两只同样清秀的手在村口游荡。他注视着这一地细碎的月光，在这种清澈静谧中，他清楚地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

    一个叫于丑的本家兄弟，突然地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他叫着父亲二哥的大名，这有点奇怪。村子里的人是不大习惯称呼彼此的大名的，一般都是按照辈分亲连亲地叫，差不多大小的同辈兄弟们就不那么讲究，不是呼小名就是喊外号。农村人的大名基本上是个摆设，一辈子也派不上几次用场。但是今天，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月光下，于丑很顺口地叫着父亲二哥的大名，而父亲的二哥竟一点不觉诧异地答应着。因此，月光下的两个人就显得有点郑重其事。于丑有点激动地对父亲的二哥说：

    “于有庆，小斧子家今晚有场子，你去不？”父亲的二哥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像一晚上都在等人郑重其事地叫他的大名，指点他什么似的。于是，父亲的二哥像枝上了满弦的箭，在那天晚上清澈如水的月光下，射向庄西头小斧子的家，射中了那段很不祥且很让人费解的分崩离析的命运。

    1974年的中秋之夜，对我们家来说是个真正意义的团圆节。我的当兵的大哥、工农兵大学生的姐姐、上山下乡当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小哥，在中秋节的前一天，突然一股脑儿地拥进了家门。这种有预谋的突然袭击对我父母和上初中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喜悦。

    不用说，我也知道这次突然袭击的主谋是我的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当工农兵学员的姐姐。那时的工农兵大学生，还不像现在这样灰溜溜地不受待见。那时候，人们在嘴上对知识不屑一顾，但内心深处，却情不自禁地对文化人肃然起敬。大学生啊！好家伙！你甭管他是怎么进去的，也甭管他考试的时候交的卷子是怎样的一尘不染，反正他们是大学生！一个个自我感觉先硬邦邦地戳在那儿。

    我的姐姐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但还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别看她头上顶了块“工农兵”的牌？，但我知道那纯粹是挂着羊头的拘肉。她浑身就找不出哪怕一丁点工农兵的味道来。叫我看，她简直就是生错了年代，天生就是块资产阶级的料，把她搁回旧社会，那才算是鸟进了树林鱼人了水哩。可惜的是，她长在了红旗下。

    我的姐姐是个讲究浪漫的人。这一点，她完整地甚至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地继承了我的母亲。这次突然袭击的探家方式，很符合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假如有一天，她背着个伞包，突然地从天而降，我一点都不会奇怪，更不要说吃惊了。

    1974年的中秋之夜，我家的院子被我的母亲和我的姐姐布置得很像舞台上一幕即将开演的场景。一切都那么精致，那么有序，加上天上那轮皎洁的月，地下那层细碎的光，我坐在搭着桌布的圆桌前，简直不知手脚往哪放才好。

    我的在部队当干部干事的大哥对这一切是无所谓的。他嘴里叼着母亲的牡丹牌带过滤嘴的香烟，一只手插在裤兜里，望着我姐姐的团团乱转，很不以为然地说，嗬！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姐姐警觉地问，像什么回事？大哥吐了口烟，说，像真事！

    我故意很响地笑，笑声嘎嘎的肯定不好听。我的母亲端着苹果正好出来，马上制止我，于青！你那是怎么笑的！我止住这种笑，椅子下的双腿又不由自主地来回摇晃。母亲又制止我，于青！你就不能好好坐着吗？！我又停止了腿的晃动，将黑眼珠子挤到一边，把大部分的眼白倾海到母亲的背上。大哥看见了我这样子，走过来，掏出那只闲手，在我的脑袋上拍了拍，箅是对我的声援。

    姐姐同大哥比起来，我比较喜欢大哿。但大哥同小哥比起来，我连比较也不用地喜欢我的这个上山下乡当了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小哥。可能是我俩年龄比较接近，在家里磨合的时间最长，彼此有许多的相似和默契，连毛病也像得比较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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