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制约，没有主宰。经过长时间的变化，自己分化出清气和浊气，清者为阳气，浊者为阴气。阳气上升形成为天体，阴气下降形成为大地。天地形成后，天地之气又交互作用，而演化为万物。其中和气产生人类，由人类来统帅天地万物。
汉代以后的思想家、哲学家，沿着其先行者的元气本体论的思想路径，继续作了系统的论证和发挥，而使元气本体论的宇宙观，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觏在前代思想家所阐发的元气一元论宇宙观的基础上，站在唯物主义哲学高度，论述了气是万物之源的宇宙观，明确肯定宇宙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会合而产生和形成的，他的结论是“天地不合，万物不生”。李觏的气论，与中国古代的气论，有明显的思想渊源关系。
（二）李觏的易论，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周易》的基本思想，同时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进行吸取和改造，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易论。《周易》以阴阳为基础，说明天地万物的产生和运动变化的规律。《周易》以两个基础符号：─与─ ─，即阳爻与阴爻，由这两个符号演化为八卦和六十四卦，从而建立了自然万物演化系统的自然哲学。“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易传》以三个阳爻三为乾，象征天和父；三个阴爻三为坤，象征地和母。“乾。称父”，“坤，称母”。由于天地或父母的交感而生出三男三女。父母是人的最高实体，天地是万物的最大实体，而这最高和最大的实体之本质、本原，则为阴阳。阴阳是产生人和万物的实体，万物禀阴阳而生。因此，《易传》称阴阳为物，“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阳的属性是刚健，阴的属性是柔顺，“分阴分阳，选用刚柔。”“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阳为奇，阴为偶：“阳卦奇，阴卦偶。”艮、坎、震为少男、中男、长男，为阳卦，皆一阳爻而二阴爻；兑、离、巽为少女、中女、长女，为阴卦，皆一阴爻而二阳爻。日阳月阴，日乾月坤，刚阳柔阴，天阳地阴，奇阳偶阴。整个宇宙万物和人事之理，都可以纳入阴阳的框架之中，并且都具有对待性、对偶性、互补性，既对立又统一，这便形成了下面的宇宙生成模式：在这个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宇宙生成、变化论中，揭示了宇宙万物是一个动静互涵、刚柔相易、变化无常、生生不息的演化过程。《易传》的作者，对此颇有精论。所以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天地万物，周流不息，变动不居，动静无常，正因为如此，宇宙万物才生生不息、盛德日新。“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动静往来，刚柔相推，翕辟相续，化生万物。“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一切事物都在矛盾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赖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又是一个不断的“一分为二”的过程。这就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些思想都是辩证思维的重要内容和积极成果，并对后世哲学辩证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弼在《周易注》、《周易略例》中，通过注释《周易》，来阐发《周易》的义理和自己的观点。王弼是以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来解释、注解《周易》的，他反对汉代经学的学风，认为汉人注疏、讲解《周易》太烦琐，因此他予以重新注解。《周易略例》则是对《周易》的总论。李觏以唯物主义观点把王弼的《周易注》加以改造和发展，这是十分有意义的，它不仅使《周易》及王弼的《周易注》从客观唯心主义倾向转变为唯物主义，而且以“圣人作《易》，本以教人”的思想为指导，极力驳斥了鄙儒之无能和异端之蜂起，尤其是着力批驳了在当时影响很大的刘牧的《易数钩隐图》“诖误学子，坏隳世教”的唯心主义思想。其目的是为了康国济民，经世致用，拯救苍生，教育学子。他自己讲得很明确，“觏尝著《易论》十二篇，援辅嗣（王弼字辅嗣——引者注）之注以解义，盖急乎天下国家之用，毫析幽微，所未暇也。”李觏的《易论》，主要是继承和引申《周易》及王弼的《周易注》等思想而形成的。
（三）李觏的礼论，主要继承和吸取《周礼》和儒家关于礼的思想，并加以改造和发展，尤其是吸取和发展了荀子的礼论思想，经过精思和加工而形成的。
我们综观李觏的《礼论》七篇和《礼论后语》，以及《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并《序》，对照《周礼》及儒家有关礼的思想，就可以发现，李觏的“礼论”，与上述诸家的“礼论”思想，有明显的思想渊源关系。
李觏平生为学立论，对“礼”极为重视，故“学通《五经》，尤长于《礼》”。他说：“予幼而好古，诵味经籍，窥测教意，然卒未能语其纲条。至于今兹年二十四，思之熟矣。比因多病，退伏庐下，身无他役，得近纸笔，故作《礼论》七篇。”由于他用功之勤，钻研之深，所以对礼的见解颇有其独到之处。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把李觏关于礼的观点，与儒家，特别是荀子的礼论思想加以分析、比较、研究，就可以看出他们对礼的起源、产生、含义、作用等，都有相近、相似、相同的思想主张。关于他们礼论思想的继承关系，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再作详论，在此不作具体说明。
（四）李觏的批判佛教、道教的主张和无神论思想，主要吸取和发挥了荀子、王充、范缜等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和对鬼神、巫祝、卜相等世俗迷信的批判主张，同时接过韩愈等人的排佛观点，阐发了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李觏把佛教、道教及世俗迷信的各种危害，加以集中概括，集中予以揭露和批判，因而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战斗性。
（五）李觏的人性论和道德观，主要吸取和引申了董仲舒、王充、荀悦、韩愈等人的性三品论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等级观念的伦理学说构建而成。李觏对先秦以来的诸家人性思想进行了全面研究、综合比较，而同意人性三品论，并提出“性之三品，而人之类五”的人性学说。他认为，在各种人性理论中，只有性三品论，才能合理地解决人性善恶的问题。因此，他称赞韩愈的性三品论，是“诚为得也”的正确理论。李觏以人性三品论为根据，而阐明了自己的人性学说。
李觏依据自己的人性理论，而提出了教化成善的道德学说。他认为，绝大多数的中人是可善可恶的，只要圣人君子施以教化，就会促其由恶变善，去恶为善。据此，李觏强调教育的促善作用。
（六）李觏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吸取《周礼》的理财思想等构建而成的。他的平土均田主张是依据《周礼》的井田制而提出来的。他在论述其经济主张和改革措施时，常常引证《周礼》的规定作为历史根据，以揭示宋代的经济弊端。同时，李觏还吸取和糅合了《管子》、《商君书》、《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有关富国安民、重农抑商、强本抑末的思想主张，提出了保民富国、并地均田，使耕者得食，蚕者得衣的经济政策，最终达到国富民足的目的。
李觏在论述其经济思想、制定其经济措施时，均以历史典籍作根据，对照宋代的社会现实，这样既使他的经济改革主张有历史的根据，又切中北宋经济的时弊。因此，在李觏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经济思想占有突出的地位，并且是最丰富、最有价值的部分。
（七）李觏的政治思想，主要吸取和引申了先秦诸家，特别是法家的改革主张和法治思想。如他的“一致于法”的法治观点，显然是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荀子的“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韩非子的“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法治思想。李觏吸收了这些“一断于法”的思想，从而提出了“一致于法”和“正刑法”的主张。这在当时对于上层特权阶级逃避法律制裁的现实，无疑是一种抗争。
（八）李觏的军事思想，主要是吸取和发挥了《周礼》、《孙子》、《管子》、《商君书》、《司马法》、《吴子》、《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的军事学说。如李觏所说的“兵者，国之大事”，“夫兵者，诡道。有形或不可视，有声或不可听，令散如雷电，隐见如鬼神。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也。”诸如此类，从思想到语言，都出自《孙子》，并为历代兵家所推重，李觏论兵，亦以此为据，并取之他家，合而论之。李觏广采博取众家的思想材料，并吸收撷取各家思想中的有用部分，同时针对北宋中期社会中的各种弊端和鄙风，提出各种经国济民之策，有钠放矢，矢皆中的，这就更加突显了李觏思想的战斗性和时代性。因此，我认为，李觏思想既有其源远流长的思想渊源，又有其广泛深厚的现实基础，当然也就显示了这位进步思想家思想的真实价值。
第一章 历史背景 三、学风之变
宋朝建立后，面对着内忧外患、伦常毁坏的局面，总结和吸取了唐以来历代王朝兴衰的教训，除了采取“杯酒释兵权”等政治、军事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制统治外，在意识形态领域便采取了整顿伦理纲常、维护等级秩序、强化宗法道德等一系列措施，以收拾人心道心，使臣民归顺。
我们知道，由于五代十国的长期封建割据和战乱纷争，致使封建王朝急剧更替，伦理纲常严重破坏，等级制度松弛，宗法道德废弃。不但乱臣贼子们犯上作乱，弑父弑君，卖国求荣，就连一般文臣士大夫也“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在这种情况下，赵宋王朝建立以后，便需要一种新学说，以便为其政治统治制造理论根据，为重整伦理纲常制造哲学根据。经过统治者的提倡和思想家的精思，而干北宋中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取释、道两家思想，使之“三教合一”的新学说，即“理学”的诞生。理学的产生、形成，与宋代开国以来的学术之盛、学风之变，有密切关系。
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中唐以后，儒家学者开始怀疑汉儒训诂注经的治经方法，逐渐突破汉儒的章句注疏之学和笃守师说的家法束缚。宋代学者，一反汉儒的经注之风，不仅疑古惑经，而且批评汉儒的治经方法，并以己意论经，发挥自己的思想。孙复说：“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诗》也。专守孔氏之说而求于《书》。吾未见其能尽于《书》也。”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尖锐批评“汉人不知学”。论经注经，从汉儒的“疏不破注”到宋儒的“疑古惑经”、“疑经改经”，在思想领域，确实是一次解放和突破，有力地推动了义理之学的产生和思辨哲学的发展，并为“理学”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学术环境。
宋代学风之变，学术之盛，与范仲淹、李觏、胡瑗、孙复、石介讲学明道有密切关系。李觏、胡瑗、孙复、石介，常与范仲淹游，且“昼夜肄业，置灯帐内，夜不分寝”。他们当然是为讲学论道、经国济世而聚集在一起的。胡瑗一生官职，多在太学任教，他以经义教授诸生，明道德仁义之本，再教以经世达用之学。胡瑗于公元1059 年因病请假回家，由李觏接任太学教授之职。足见，他们思想的相通处。孙复举进士落第后，退居泰山，学《春秋》，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二篇，效法孔子作《春秋》的笔法，阐扬儒家的礼法，发挥自己的思想，教授诸生修己明道。石介气孙复同学多年，共同求学，倡明义理。石介的道统说，尊崇韩愈，反对佛道等，都对宋代学风之变推波助澜。胡瑗、孙复、石介，被后人称为宋初三先生。他们三人在治学上，重经义、轻训诂；在教学上，主张严肃，倡明师道。他们对于义理、人性、正心、修己等思想的讲授、阐扬，对宋代学风之变和理学的产生，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全祖望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黄百家说：“先文洁公曰：‘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震既抄读伊洛书，而终之以徂徕、安定笃实之学，以推其发源之自，以示归根复命之意，使为吾子孙者毋蹈或者未流谈虚之失，而反之笃行之实。’”由于朱熹等把宋代学术之盛，学风之变归之于胡瑗、孙复、石介，认为伊洛理学之精，实自三先生始，所以后世学者也都称赞“宋初三先生”之功德，而忽略了、忘却了李觏之功德。以至全祖望等人在编定《宋元学案》时，亦没把李觏单独立案，而编入《高平学案》，对此王梓材说：“全祖望尝立《盱江学案》。检原底《序录*士刘诸儒学案》条有‘江楚则有李觏’句，后定刊本又节之，盖以《盱江》并入《高平》尔。又案《忠宣传》：安定、泰山、徂徕、盱江皆客文正门。”该《学案》在讲到范纯仁时，亦讲到李觏与范纯仁之父范仲淹“宋初三先生”的关系：范纯仁字尧夫，文正公仲子也。以父任为太常寺太祝第进士，调知武进县，以远亲不赴，易长葛，又辞。时胡安定瑗与孙泰山复、石徂徕介、李盱江觏，皆客文正门，先生从之学。（梓材案：楼攻媿《序忠宣文集》云：‘盖公天资诚确，笃志学问，承文正公之亲传，博之以泰山孙明复、徂徕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师友之益，发为文辞，根柢《六经》，切于论事，无有长语，而一出于正。’据此则孙、石、李三先生之于忠宣，皆在师友之间，殆泰山与安定为其师，而徂徕、盱江特其友与？）每讲肄，至夜不分寝，置灯帐中，帐顶如墨。’此等密切关系、志同道合、讲学论道，故不能把宋初的学术之盛、学风之变，仅归于‘三先生’，而遗却了李觏。由我们上述所援引的史料可证，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史学家，常把李觏与‘宋初三先生’相提并论。我们之所以要详细引证这些史料，旨在说明李觏于宋学的历史贡献，使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不再被忘却，并从中发现其思想的真正价值。
第二章 生平著作 一、生平传略
李觏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出生于江西省南城县。南城是宋代建昌军的治所、江南的一个名镇。它西有麻姑山，东临盱江，山青水媚，土地肥沃。
李觏出生前一年，他母亲梦见两个道士下棋，便去旁边观看，其中一个道士取一棋子送给她，她怀孕后，次年生了李觏。李觏说：“吾母初无子，凡有可祷，无不至。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梦二道士弈棋户外，往观之。其一人者，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娠。”李觏的母亲婚后所生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夭折，直到梦见道士送棋子而生子李觏，才保住生命。
李觏的出生地南城，位于江西省东部，在长江以南数百里，与闽、粤为腹背，土地衍沃，宜植稻、桑、麻，又无水旱、飞蝗之灾，其人丰衣足食，而李觏一生却在穷苦边缘挣扎。这是什么原因呢？
据李觏自称和史料记载：他的先祖可能在朝廷里做过官，但到他的父祖辈却没能继承这一传统，而使家道中落。李觏说：“窃念觏郡之衣冠家也，数十年来，禄禀中绝，天恤私门，不惜中和一点气，造为蕞尔之微躬。”又说：“臣生长荒陬，世家寒士，徒际恢儒之运，谬怀荣古之心。”这表明李觏先祖有做官为宦之人，故使他缅怀追忆祖上之荣。在康熙年间编辑的《李觏文集》中，载着许多学者、官员的《原叙》、《原序》，内中多次提到此事，有的则说李觏是南唐国（公元937-975年）李氏皇室的后裔。如说：“李泰伯先生，旧属南唐之后裔。”“泰伯公固南唐之胤也。先封于临，自临徙金溪，至公六世祖，始挈家而籍盱城之长山，则公称之口盱江。”“先生故南唐宗室，始封临川，继徙金溪，又徙沪奚，复徒安仁。”如果这些记载为事实，则说明李觏先祖为南唐李氏皇室后裔，并做过官，先封于临川，后迁到金溪等地，到李觏出生前的几十年里，则家境贫寒。
李觏的父亲，虽然读过书，但是却未曾应试，更未做官，以农为生。“先君尝学，不应举，以教其了作诗赋，亦乐施惠。”李觏父亲勉励儿子读书、作诗赋、应科举。李觏读了家藏书后，便对汉以来的考试方法开始有了认识。“觏生江楚间，始数岁，窃习其家书。见晁、董、公孙之对问决科，皆所以发天人之秘，而弥缝国家之务。”由于李觏发奋读书，而于“六七岁时，调声韵，习字书，勉勉不忘，则知先生一二年问向学矣。”到10 岁时，李觏“知声律”，由是可“知先生于是年知习举业矣。”11岁时，李觏随父在田间干活，宿东郊，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给他一本《王状元文集》，从而开始学习，并孜孜以求。由于李觏的父亲是个农民，他自幼从父亲适田间，他成年以后，因两次应试，皆不中第，故全家人过着困苦的生活。他多次谈到家境之苦和本人贱微。“饥寒病瘁，日就颠仆”，“家贫亲老，弗获禄仕”，“觏，南城贱民”，“觏，江南贱夫”，“觏，草野之人，未得仕进”等等。虽然如此，但是，李觏仍然坚持不懈，勤苦自励，好学进取。
李觏14岁，父亲去世，家境更困难，由于母亲郑氏昼耕夜织，辛勤劳作，勤俭持家，才使全家免于饥寒冻馁，并使李觏在服丧三年后，在17岁时得以出游求师访友。李觏在为母亲作的墓志铭中说：“夫人姓郑氏，其先盖乡大姓。既而生觏，十四年而先君没。是时家破贫甚，屏居山中，去城百里，水田裁二三亩，其余高陆，故常不食者。夫人刚正有计算，募僮客烧薙耕褥，与其同利。昼阅农事，夜治女功。斥卖所作，以佐财用。茧月盖未尝寝，勤苦竭尽，以免冻馁。而觏也得出游，求师友，不为家事罔其心用，卒业为成丨人。”出游几年后回家，于22岁时娶陈氏为妻。娶妻后，李觏继续刻苦求学，著书立说，以求康国济民。虽被人讥笑而志不衰，其所以能如此，就因为他为国担忧，为民扣道，求学成材，以备国用。他说：“觏，邑外草莱之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鸡鸣而起，诵孔子、孟轲群圣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余力读孙、吴书，学耕战法，以备朝廷犬马驱指。肤寒热，腹饥渴，颠倒而不变。”李觏这里所说的他23岁时“纂成文章”，是指著《潜书》十五篇而言。
李觏在24岁时著《礼论》七篇，他在《礼论序》对自己作此书的目的、用意有明确的说明。他说：“予幼而好古，诵味经籍，窥测教意，然卒未能语其纲条。至于今兹年二十四，思之熟矣。比因多病，退伏庐下，身无他役，得近纸笔，故作《礼论》七篇，推其本以见其末，正其名以责其实。崇先圣之遗制，攻后世之乖缺。邦国之龟筑，生民之耳目，在乎此矣。”经过几年抱病苦读、博览群经后，李觏28岁时，著《明堂定制图》并《序》、《平土书》等书。李觏在给苏舜钦的信中说，他27岁时，“因欲作《明堂定制图》一道并《序》。遇病中废，未克成之。”就是说，他在27岁以前，虽然“勉勉不忘”“存心于古学”，但是由于“饥寒病瘁”，“遇病中废”、“力弱货殚”、“不能尽写”，所以没有完成。到28岁时，才完成上述诸书。他说：“觏，江南贱夫，行年二十八矣，唯学古喜事，其志焰然。觏尝以明堂者，古帝王之大事也。因作《明堂定制图》一道并《序》，约五千言。非执事博古知变，不牵于世俗之论，则不能以别此书。”这里说的“行年二十八”，是指李觏28岁那年，完成了《明堂定制图》及其《序》。同时于此一二年间撰著了《平土书》二十章，得井田之意，阐平土之策，讲治国之道，明生民之本。
李觏29岁，入京参加乡举，因应试不利落举，尝游京邑，请谒儒师，悲愤彷徨，身病力竭，而去都阳拜访范仲淹。关于此次拜访，李觏和范仲淹都有过说明。李觏说：“觏，建昌南城人也。生二十九年矣。龆龁喜事，以进士自业。摘花蕊，写云烟，为世俗辞语，颇甚可取。将以尧吾君，羲吾民。晨夜精思，颇为有得。视阙政如己之疾，视恶吏如已之仇，恨无斗水以洗濯瑕秽。四顾悲歌，时或涕洟。然而命薄计拙，动成颠仆。乡书之不录，况爵命乎？孤贫无依，载其空文走南北。楫焉而川竭，蹄焉而路穷。尝游京邑，凡时之所谓文宗儒师者，多请谒焉。但伏执事之名，时最久矣。谋之于儒林，则又谓执事表知乐之士，有自褐衣而得召者。如觏等辈，庶可依归。时异事变，卒无所遇。彷徨而归，又黜乡举。身病矣，力穷矣，仰喜朝车，适留兹土，故不远五百里，犯风雨寒苦，来拜于庑下。”范仲淹在致李觏信中，也谈到李觏到鄱阳访他一事。“仲淹白秀才李君：在鄱阳劳惠访，寻以改郡，不敢奉邀。”入京考迸士不中，孤愤无依，贫病交加，身衰力竭，冒着风雨寒苦，不远五百里，去鄱阳拜访范仲淹。之后，经范仲淹的邀请与推荐，李觏去润州讲学，教授诸生。
李觏30岁，著《广潜书》十五篇、《命箴》、《野记》等。他在《广潜书自序》中说：“岁辛未（公元1031年，是年李觏23岁），泰伯以‘潜’名书。后七年，覉栖山岩，即而广之，复为十五篇。心愈苦，言愈多。呜呼！其亦见险而不能止者乎！”李觏23岁时，“愤吊世故，警宪邦国”，因此撰著了《潜书》。七年之后，虽“覉栖山岩”，但“见险而不能止”，故又扩而广之而撰著了《广潜书》。就是说，他看到北宋王朝日益腐朽，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佛教危害日趋严重，礼制王道破坏日渐加重，人民苦不堪言，并且愈演愈烈。为了传圣人之道，行王道之纲，吊世警国，止险救民，而写了《广潜书》。李觏说：“窃念觏资朴不美，其生三十余年，所务唯学，所好唯经，于当时之文，诚未有以过人者。至若周公之作，孔子之述，先儒之所未达，历代之所不行者，尝用功焉。其志将以昭圣人之法，拯王道之纲，制为图书，以备施用。”李觏31岁，著《富国策》十首，《强兵策》十首，《安民策》十首。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富国、强兵、安民的政治主张，于中可见他的忧国之心，救民之意。次年，赴越州拜访范仲淹。
李觏34岁，再次入京应试，是年七月试制科落第不中，遂归。路过南康时，拜见郡守祖无择。此次落弟，对李觏刺激很大，故从此决心不再仕进。“庆历中，应科目罢归，迺自念亲老矣而数弃去。舟江湖，客京国，以为之忧。抑又穷空无以备甘脆，非人子所宜，固决不求仕进。”这是他35岁时所作的抉择。从此他著书立说，以著作文章传世为归旨。他于35岁时，集《退居类稿》十二卷，著《庆历民言》三十篇，作《周礼致太平论》五十篇等。
李觏深知自己是“适时匪我长，不朽乃所拟。”故不求做官富贵，而求著文治世。他说：“庆历三年，屏居里中，自念生而宦学，其秉心也劳，其虑事也多，既不克进，且为编户以死，终无一言，其何补于世！记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故为《庆历民言》，凡三十篇。”此间，李觏退居乡里，一方面著书立说，治世医国，另一方面广招学子，教授徒生。李觏的高足弟子邓润甫说：“庆历三年，南城始诏立学，先生为之师，四方来学尝数百人。”
李觏36岁，家居著书，上书富弼、范仲淹，“献《庆历民言》及言国事。”
李觏37岁，由余靖推荐于朝，荐章曰：“李觏博学通识，包括古今，潜心著书，研极治乱，江南儒士，共所师法。”又据《直讲李先生年谱》载：“闽中名士黄通以书与范文正公曰：李觏生圣时三十七年也，其德行文学，其智识材术，疑三代英灵复生于今，大江而南，皆呼曰先生。”由于李觏的道德文章俱优，不仅使一般学子聚集门下，而且使当世的名公巨儒，如富弼、欧阳修、余靖、祖无择等，“莫不竟造其行而优礼之。”
李觏38岁，作《长江赋》，集《皇祐续稿》作《序》等。
李觏39岁，著《礼论后语》、《删定易图序论》、《宋屯田延平集序》等。是年，李觏夫人陈氏卒。后再娶饶氏，不知娶于何年。次年，女儿死。李觏41岁，范仲淹荐于朝。范氏在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十一月二十日的荐章中说：“臣观李觏于经术文章，实能兼富，今草泽中未见其比。非独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业《礼论》七篇，《明堂定制图厅》一篇，《平土书》三篇，《易论》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编为一十卷，谨缮写上进，伏乞圣慈当乙夜之勤，一赐御览，则知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愿仕宦，伏乞朝廷优赐，就除一官，许令侍养，亦可光其道业，荣于闾里，以明圣人在上，下无遗才。若不如举状，臣甘重受朝典。”
李觏42岁，应范仲淹之招赴杭州相会。范仲淹再荐于朝，于皇祐二年（公元1050 年）六月的荐章中说：“臣伏见建昌军草泽李觏，十余年前曾撰《明堂图》并《序》一首，大约言周家之制。觏能研精其书，会同大义，按而视之，可以制作。臣于去年十一月录进前人所业十卷，其《明堂图序》为一卷，必在两制看详。今朝廷行此大礼，千载一时，何斯人学古之心上契圣作。臣今再录其《图》并《序》上进，伏望特赐圣览，于朝廷讨论之际，庶有所补。仍乞详臣前奏，殊加天奖，以劝儒林取进止。”经范仲淹两次荐举，李觏赴太学教书，先为助教，后为直讲。
李觏43岁，丁母郑夫人忧，十二月乙酉葬于具父墓东南隅，实建昌军南城县凤凰山之麓。
李觏44岁，带病整理了《皇祐续稿》八卷并《序》，刊行《周礼致太平论》十卷等。李靓在《皇祐续稿序》中说：“噫！行年四十四，疾疹日发作，其于文字间尚可有进也欤！《续稿》凡八卷，时又有《周礼致太平论》十卷孤行焉。”
李觏45岁，著《常语》上、中、下三卷等，对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发表看法，作出评论。现《李觏集》中，此三卷书，文字不长，即从364-377页，有几篇似乎曾被《李泰伯先生文集》的编辑者删定过。依《宋元学案》的作者在《常语辩》中的材料看，所删者均为褒扬齐桓公和管仲而贬抑孟子的内容。李觏46 岁，除郑夫人眼。作《常语后序》、《袁州学记》等。《袁州学记》。河东柳淇书、京兆章友直篆，天下称为三绝。
第觏47岁，作《长江赋》等，皆论东南利害。
李觏49岁，国子监奏荐李觏为太学说书。在奏劄中云：“太学助教李觏，素负才学，博通经史。南方士流，皆宗师之。欲望朝廷特与注授一官，差充太学说书，所冀有裨庠序风化之职。”国子监奏割之后，李觏奉圣旨，即赴太学，任太学说书。
李觏50岁，被授通州海门县主簿，并继续担任太学说书。范仲淹在是年七月的《告词》中，称赞李觏，“将仕郎试太学助教、说书李觏。尔醇明茂美，通于经术，东南人士，推以为冠。自佐学政，逾年于兹，孜孜渠渠，务恪厥守。尔其悉心使诸生兟兟兴于廉让而服于教训，则其善也。可特授通州海门县主簿，太学说书散官如故。”由于李觏精通经史，道德纯正，孜孜以求，诲人不倦，因此受到诸生的尊敬和爱戴。“从学者常数十百人”，“门人升录千有余人”，世莫及之，天下皆曰“泰伯先生”。
李觏51岁，因胡缓有病请假回家，他于此年权同管勾太学。同年八月，卒于家中。十二月祔葬于凤凰山府君之茔。据李觏弟子陈次公所作《先生墓志铭》中云：“临终无他言，独执次公手以《明堂制图》为托，又以为《三礼论》未成为恨。其孜孜为学者如此。”李觏一生，家境窘困，仕途坎坷，但贫而好学，积极进取，终成学业，他视富贵如浮云，因此安心于贫病之境，教书之职。他在《自遣》诗中写道：“富贵浮云毕竟空，大都仁义最无穷。一千八百周时国，谁及颜回陋巷中？”他称赞“孔颜乐处”，安贫乐道之道德遗风，立志要学颜渊，作个学道高尚的人。他一生正是这样做的。由于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因此门人弟子甚多，“学者千余人”，据《直讲李先生门人录》载，其有名的弟子为38人。李觏的道德学问，为士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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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平著作 二、著作概论
李觏一生，发愤读书，勤奋耕耘，精于著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