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官僚公然开放烟禁，强迫农民种烟纳款，还采取按地亩征收烟款的办法。这样一来，不管种不种，都得纳税。结果，逼得农民户户种大烟。每亩烟税高达十多元。家有十亩地的农户，种一亩大烟，就要缴纳百十块烟税，比卖烟收入的钱还多。”两人拉得起劲儿，不觉天己全黑，便坐在河畔一块大石上，继续着刚才那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文瑞说：“你可没见，每到六七月间，大烟将要成熟时，农民便发愁了。井岳秀派出的提款委员下来，逼得卜万火急。县府区乡的贪官污吏就带着狗腿衙役下去收款。收款委员整天肥吃海喝，吃饱喝足就搂着妓女躺在县衙、区公所睡觉抽大烟。农民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叫苦连天。井岳秀规定，征款委员超征有奖；征款委员便规定，县区长们多征提成。层层加码，步步威逼。农民交不上，轻者捆打，重者过堂。再不然就剥光衣服，捆在大堂外面的石柱上活受罪。捆绑上刑之后，烟款分文不少，还要加收拷打费。军阀井岳秀就是这样，凭着手中的军队，实行反动的军事统治，完全是个封建土皇上。听说他光姨太太就有九房，一旦发现哪个行为不轨，就要枪毙。国民革命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反动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完全符合咱们陕北的实冯文江说：“国民革命的任务要完成，没有农民群众的积极响应不行。毛委员对农民运动抱有极大的信心。他曾经预见，在很短时间里，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文瑞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么明晰有力充满激情的言词，觉得这话听起来太亲切有力了。可如何开展农民运动，他还是不清楚，便问：“在咱们陕北，你看农民运动该怎么搞？”冯文江说：“关键问题是要启发农民觉悟。首先得把一家一户的农民动员组织起来。毛泽东和彭湃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创造出一个好办法，这就是组织农民协会。按照毛委员对农村各阶层的划分，就是要以雇农、贫农、中农、农村中的手工业工人以及贫苦知识分子为成员，以雇农中的积极分子为核心，严禁地主、富农混入。目前农民协会在广东、湖南等地农村己经普遍成立，权力大得了不得，甚至掌握着农村中的生杀大权。地主老财们见了农会会员，离着老远就点头哈腰，问候请安。有的上门请求要加入农会，农会还坚决不要。”文瑞听得简直着了迷，想不到小小农会竟有这么大作用。那一晚，他们坐在大理河畔，瞅着水面上闪烁的繁星，伴着一片蛙声直拉到深夜。文瑞从表兄那里，获知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也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特别是知道了除了孙中山，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叫毛泽东。毛泽东的开展农民运动的主张，在他看来，更符合陕北一带的实际情况。临分手时，文瑞兴奋地拉着表兄的手说：“你这次回来，可不能再走了，咱们一道开展农民运动吧！”冯文江说：“我的工作，得由组织决定。你既然已经加入了国民党，就带领学校的进步学生先搞起来吧。”表兄的话，像一根擦着的火柴，使他胸中的激情燃烧起来了。他产决心，要把家乡一带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率领农民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此后不久，马文瑞和志同道合的进步同学刘精一、赵拱壁、高学孔、马文德、徐登泰等人一道开始了对农村社会状况和农民困苦生活较为系统的社会调查。为开展农民运动，努力地进行着理论上的准备。只是当他们真正面对那些一盘散沙一样的愚昧落后的农民时，又觉得无能为力，心中缺乏一个主心骨，胸中产生了无法排解的苦闷和烦恼。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怎样才能发动起来呢？这个实践问题，使马文瑞感到寝食不安。他在茫然彷徨中，努力探索着改造社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