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润泽这一边，幸存者们竟然在暗夜中凭着嗅觉，找到了逃生者丢弃的一点山东煎饼。高老回忆说：“大伙儿面对着两个半煎饼，还能相互推让，每人分了一小骨碌吃，那个好吃可就甭提了！”就凭着这点吃食，他们试图顺着流水，寻找古井通道爬出去，灯火灭绝了，伸手不见五指，他们便只凭一位王瞎子在前带路，因为瞎子本来不用灯！几位大人把小润泽夹裹在中间，用腰带将各人串连起来，慢慢挪动前行。结果，王瞎子在前探路，险些被“恶气”憋死，众人只好艰难退回。为了避风抗寒，小润泽不得不钻进死尸堆里，静静地昏睡、等待……

    车七重大事故发生后，中共华东矿局、淄博特委、山东矿务局、淄博专署、总工会、淄川县委县政府、解放军淄川独立营和整个洪山矿区，迅速组织抢险救护队伍达2000多人，总负责人是淄川县县长晏兴堂。这位老八路提着手枪，像指挥一场与强敌遭遇的险恶战斗那样，统一指挥抢险。从时间上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夺取政权和正式建国的前夜，第一次组织的有关工矿生产的大规模抢险斗争。

    当时，矿山条件极其简陋。兼之雨水昼夜飘落，井下排水异常困难。机电设备落后，3台老水泵，比玻璃棒还容易坏，排水进度十分缓慢。晏兴堂县长心急如焚，他曾经举起手枪，指着一位技工领班，用嘶哑的嗓音喝令他：必须限期修复水泵，快速连续排水！

    一连11个昼夜，天地同悲。高润泽，一个只有13岁的“小筐头”，终于获救。

    诚实地讲，那时的共产党人，有着铁打一般的组织纪律性。对老百姓，对苦难矿工们，有着深厚感情。谁都知道，在战争中，军队是靠着老百姓才打了胜仗的。最终迎来革命成功，由地下党、在野党最终成为执政党，依靠的还是人民群众。两者之间是大树与泥土的关系。车七井口，摆放着一些白酒。为了井下驱寒防疫，每班抢险人员下井，都要喝上几口。但是，一轮到党员干部时，却没有一个伸手舀酒来喝。他们自觉地把酒留给了更多的工友们；直到60多年后，矿区仍在流传：追悼大会上，抢险总指挥晏兴堂，以一个执政党新任县长的身份，带头为死难矿工披麻戴孝，真情祭奠亡灵，亲自扶棺送葬。他在讲话中挥泪高呼：共产党员们，咱们要做人民的儿子啊！肺腑话语，响彻云霄，感天动地。只可惜到后来，人们很难听到这样的声音了。这句话，说得何等好啊！

    晏县长他们，真正和重情重义的山东人，同心同德了。当时政府宣布：对于31位幸存矿工，每人补贴“北海票”4.2万元。这在当时当地是一笔不小的款子，可以买到4亩好地。而31位矿工却表示，是共产党把俺们救了上来，俺们要为新政府和死难者家属分担痛苦，大伙儿坚决不领这份补贴。经过晏县长和工会同志们反复劝慰，31名幸存者包括13岁的高润泽，一致决定，为了尽快养好身体建设新国家，“俺们每人只留下一根指头的钱”，即10000元，将其余的32000元，合起来有百万元，平均捐献给死难工友的家属们，以便帮助他们早日渡过难关——这一来，又把个晏县长感动得泪如雨下。

    以上叙述，当地史志文献均有确切记载。

    1949年9月12日，中共山东省委《大众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招致这一惨痛事件的原因，主要是该矿领导爱护祖国财产和人民生命的观念十分淡薄，官僚主义作风非常严重”，社论要求，“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依靠群众。实行工厂企业管理民主化的制度”。殊可怅叹，早在1949年即已发现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到了七八年之后，尤其是到了大跃进运动中，反而变得更加严重，更加疯狂，更加恐怖起来。

    “共产党人要做人民的儿子。”这话如雷贯耳。

    一场大难，211条鲜活的生命，以形形色色的死法，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高润泽先生以75岁高龄，远程驱车奔赴王家岭，他要告诉抢险者们：“车七矿难”惨死211人，并非全部死于井下，一位已经升井脱险的幸存者，因为饿极了，偷偷多吃了一点饭——小润泽眼看着他“一霎霎就咽气了”！可叹这位矿工在井下大难不死，却死在了出井之后的饮食中。令人扼腕叹息。

    令人长思的是，高润泽老人还向抢险组织者真诚进言：矿难发生了，而惩罚责任者不宜过急，首先是一切为了抢险，应当充分发挥责任者对矿山矿井十分熟悉之长，让他们参加抢险并发挥作用，这样更有利于救人。当年“车七矿难”两位主要责任者，也是两位特别坚定的革命将士，他们面对手铐与严惩，冷静地表态说：就是明天枪毙我，今天也要让我救人！后来，在一连十几天的持续抢险中，两位责任者拼死工作，果然发挥了实际作用——这样更有利于救助生命。

    高润泽老人奔赴王家岭，带给我们的一段矿难往事，竟是这般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