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仇视有时还会殃及到许萌萌身上。她们似乎看不大惯许萌萌身上的清爽和脸上的干净，甚至许萌萌嘴里标准的礼貌用语也让她们不怎么舒服，她们用鼻孔里的气体表示对这个与众不同的少年的不满和轻蔑。

    我在有了做母亲的体验后，对她们的举动有了挺深的理解和同情。是啊！见到与自己的骨肉有着如此巨大反差的孩子，哪个母亲会心平气和、心悦诚服并能无动于衷呢？

    我母亲同她们的区别就在于对文明的接受程度上。她不仅十分欣赏并羡慕那夕阳下的充满魅力的三口之家，并且对那个整洁规矩礼貌周全的男孩子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一段时间里，“你看人家许萌萌！”几乎成了我母亲数落、责骂我们的一种固定格式了。

    其实，我母亲叶淑惠对上海女人梅亚莉也不见得怎么太投入。我母亲就十分看不惯梅亚莉把自己搞得像随时都有宴会要她去赴的隆重样子。我看梅亚莉我母亲也是彼此彼此。我就多次见过她对我母亲情不自禁地冒出的那些个“之乎者也”的古汉语底子嘴角流露出的那种笑，那笑虽然是隐隐的，但逃不过我雪亮的眼睛，这加重了我对她的不喜欢。

    好在她俩都能克制地、理智地、各取所需地交往着。现在想来，她俩这种交往的成就已经十分巨大了。你想，同济大学化学系同私塾先生的古代汉语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文化差别！按现在的眼光看，我母亲箅是低就而我母亲则是高攀；但那时的文化行情跟现在简直不是一个度量衡，更何况她的丈夫同我母亲的丈夫在职务上也不是一个重量级。因此，按那时的行情和标准看，她俩正好颠了个个儿一”母亲對氏就，而她则是髙攀了。

    说到她们的丈夫，梅亚莉的丈夫前边已经交代得够用的了，而我母亲叶淑惠的丈夫则刚刚粉墨登场。为了把后边的事情讲清楚，我不得不在我母亲的丈夫身上费一些笔墨。因为他在以后的一次重大事件中，是问避不了的男主角。

    我母亲的丈夫，箅了，少绕点口舌吧，就直截了当地说我父亲吧。

    我父亲是个极其本分的人，说他本分是有依据的，就拿他入伍的时间说。

    我父亲是个抗战时期人伍的老同志，虽然他刚入伍日本人就宣布投降了，但这并不影响父亲口后享受若干待遇，这些待遇令父亲难为情，他总是羞答答地享受这些待遇。在我拥有了足可以跟父亲开玩笑的年龄后，曾就这个问题逗过父亲。我问：“爸，你到底打没打过日本鬼子？”父亲的回答不那么流利：“我参军的时候正赶上日本人投降，没捞上打。”

    我故作惊讶地说：“哎哟，这么说您是个冒牌的抗日战士了？”

    父亲不同意我的观点，很正经地纠正我：“不能这么说。我是1945年7月人伍的，日本人是1945年8月投降的，按政策规定我应该箅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

    我就假装恭维他，把他恭维得十分不自在：“爸，您多会把握时间啊！既能守身如玉，又不失功劳牌坊，真行！”

    父亲的不自在是显而易见的，他压低了声音嘟囔道：“我怎么知道日本人那么快就投降了？他们投降又没跟我商量通气，关我什么事！”

    我父亲不仅极其本分，而且还极其朴实。父亲这方面的事迹不少，随便举一个就很能说明问题。

    1968年6月，父亲作为师闭干部中的一员被组织召唤进京朝觐。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接见的时间里，大家一等不出来，二等不出来，三等还不见伟大领袖出来，有人开始上厕所了。父亲虽然也憋得难受，但父亲生怕去方便的时候伟大领袖冷不丁地出来了，父亲就硬憋着。等父亲看到队伍里的人几乎都去了个遍也没误什么事，就站起身来钻进了人民大会堂带香味的厕所里。父亲刚开始方便，就听到外边有喊：“起立”的声音。父亲下意识地起立站好，发现地方不对，军容似乎也不对。父亲提着裤子往门口跑，一拉门，坏了！门被从外边锁上了！父亲头上的汗一下子就下来了，父亲敲着门试探着喊：“开门！请开门让我出去！”门外震耳欲鸯的山呼声压倒了父亲的彬彬有礼。父亲绝望得要命，头抵在人民大会堂厕所的木门上真想一头撞死箅了。慢慢地，父亲被门外的欢呼声感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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