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母亲生下我没多少日子就自己吊死了。我是跟着我姥娘家姓，其实，我应姓于，跟你们一个姓。

    他说：说出来也许你们不信，但现在信不信都不碍事了。我父亲叫于有庆，是你父亲的二哥。

    他说：1975年于明来的时候，我知道她是谁，她却不知道我是谁。好几次，我想告诉她，却没说成，一是我张不开口，二是那时于明也不把我放在眼里。

    他说：我那时还年轻，不大懂事。那些日子我特别恨于明，也特别恨你们家。我恨于明是看于明年纪轻轻的什么都有什么也不缺，恨你们家这么多年也不知来找找我，把我带走。

    他说：于明走后，这种恨不但没消，反而越想越厉害。我就写了那封信，那封告她的信。

    他说：信发走后，我就一直盼着你们家来找我箅账，盼到最后，却盼来了于明的死讯，我……他哽住，说不下去了。

    我脑子里乱得厉害，身子也飘得厉害，我觉得眼前的一切失真得厉害，像在做梦。

    我定定地望着他，一言不发。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我也说不出什么。

    他放下手里的一个塑料袋，说：我也没哈带的。带了点咱那儿出的黏米，我听说三叔爱吃。

    他搓着两只枯瘦的手，讪讪地说：没啥事了，我回了。他下了两级楼梯，又回过头来，望着我’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令人难受的东西。他望着我说：小妹，有工夫跟三叔三婶回趟家吧。三叔多少年没回了，家来看看。

    我望着他挺不太直的后背，一直到他那件过时的蓝涤卡中山装从眼前消失。

    我蹲下身子，打开他带来的塑料袋。塑料袋里是一只布口袋，是那种家织的土布口袋。我解开布口袋，眼睛里是一片金灿灿的黄色的米。

    我不知道父亲爱吃这种米，但我听父亲提过这种米。父亲说，他们那儿出一种黄米，黏得厉害，别的地方长不出那么黏的米。

    我注意到口袋旁边一个小纸团，我猜是刚才王志河掏手帕掉出来的。我捡起来，打开一看，是张肿瘤医院的挂号单。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出现了他的苍白和枯瘦，我蹲在那愣了一会儿，身不由己，我站起身来向楼下跑去。

    刚跑到大院门口。在迎面开来的308路公共汽车上，我看见了那蓝色的中山装。车子路过大门口时，他在车里伸长了脖子向院子里张望，不知为什么，我将自己藏到了一棵很粗的杨树后边。

    在那棵枝繁叶茂的杨树下，望着远去的公共汽车，不知不觉，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飘落

    她是个很漂亮的上海女人。

    我叫过她一阵子“婆婆”，我把“婆婆”两个字叫得拖泥带水，表明了我的不情愿。我不喜欢她，说不上为什么，反正就是不喜欢。

    那个时候我很小，只有六岁多一点点。说起来有点像编造，但的确不是编造：那一年简直可以说是我记忆上的一个分水岭——六岁以前的事我一件也记不得，六岁以后的事我又几乎一件也忘不掉。这种齐斩斩地一刀切下去的痕迹使事情的可信程度大大地打了折扣。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事情有时就是这样地整齐不零碎。

    我不喜欢这个漂亮的上海女人。虽然这种不喜欢蛮横得没有任何道理，但这种不喜欢如同我六岁的正在发育的身体，没有办法地势不可挡。

    我相信我的这种没来由的不喜欢在我们岛上是很有些市场的。自然没有人同我交流这种感觉，当然也不可能有哪个人肯同一个六岁多一点儿的黄毛丫头交流这方面的感觉。我与我同龄的女孩儿亦没有这种交流，议论一个成熟的女性不是我们这种年龄的女孩可以消受得起的。虽然这种感觉有点孤军奋战的味道，但我知道这种感觉并不孤单——我能觉察到在我们岛上不喜欢她的大有人在，并且数量可观。

    我们住的岛子按官方正规说法叫黄海前哨。这几年很少有人这样称它了，但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这样“前哨”的称呼却非常时髦，并且令人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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