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姐此行的主要目标是我们的二大爷。并不是她对二大爷的印象有了什么改善，而是因为第一次她回来时，听人大约地说，大爷曾经给二大爷来过几封信，至少有三封。那时大爷并不知道二大爷的死讯，所以他的那几封信不知落到了哪位亲戚手里。那时的农村识文断字的人少得可怜，要跑老远到县上花钱请人看。既然看一封信如此麻烦，替二大爷收下信的亲戚就未必肯花上那工夫跑那么老远的路。就是肯花那工夫，恐怕那钱也不是肯随便花的。以这至少三封信的内容一点没有在南于透露看，这些信没拆或拆了没人看的可能性比较大。

    据南于的老人们回忆，刚解放那阵，政府派人来庄上访听过二大爷的事情，并收走了跟他有关的几样东西。那时庄里有那脑子好使的人就猜测：秋收那狗日的肯定犯下过什么冲撞政府的大事了，要不，怎么会专门来人访听他这么一个死了多年的土匪？

    我姐姐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刚组建不久的县史办的人提起我们二大爷的大名——于有庆时，脸上有点发烧，他毕竟是个土匪，当土匪的侄女的滋味儿毕竟不太好受。于有庆？县史办的人凝神想了一会儿，突然提高了声音问：你是于有庆的什么人？

    我是他侄女。我姐姐更加不好意思，脸也更加地红了。啊！县史办的人一声惊叹，说出了一句令我妲姐目瞪口呆的话来。他说，啊！于有庆！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姐姐的脸更红了，她认为县史办的这个人反话正说，非常刻薄，并且还说得如此地一本正经。我的姐姐不光有些脸红了，还有些气愤了。

    那人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一副书呆子相，很认真甚至有点崇敬地望着我姐姐。

    我姐姐简直给搞糊涂了：怎么回事？怎么冋事儿？

    这么回事儿。

    1942年2月，也就是说，在我大爷带着我父亲离开家乡的两个多月后，与驻扎在县城里的日本人一直相安无事的苇子湖里的土匪，突然扯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他们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地干些随心所欲的抗日的事情，今天挖日本人的公路，明天抢日本人的粮食，后天烧日本人的仓库，都是些跟日本人不打照面的事情。而且他们十起这些事来轻车熟路，来得快，跑得也快。

    二大爷是在一次烧日本人的马賊时被逮住的。那次，二大爷他们採错了鬼子半夜起来喂马的钟点，点火的时候，让鬼子逮了个正着。那次有七个人没跑掉，其他六人长相粗鲁一脸的歹相像个正儿八经的土匪，惟有二大爷的眉清目秀引起了鬼子的怀疑。

    从苇子湖里的土匪扯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日本人就怀疑是共产党人做的手脚。若不，凭着这样一群没有良知不懂好坏无恶不作的歹人，怎么会突然有了抗日救国的好思想呢？二大爷的酷似读书人的眉清目秀的长相更令日本人警觉，他们以为这次擒贼擒住了王，就格外地对我二大爷施以酷刑。

    想不到的是，我的二大爷在日本人面前的表现竟活脱脱的是条中国的汉子。他先是一声不吭，痛急了就骂，破口大骂，像那种意志坚强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见此，日本人更加自信他们的判断，更加不择手段地酷刑我的二大爷。惨痛中，二大爷又更加疯狂地破口大骂。据说，那不绝于耳的大骂声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中午。那气壮山河的声音，令半个县城的中国人心中羞愧难当、巨感交集。

    这些平日里专干鸡鸣狗盗勾当的土匪突然有了舍生取义的豪举，搞得日本人挺头疼，挺窝火的，也让南于一带的老百姓吃惊不小。

    县志记载，我的二大爷最后死于日本战马的铁蹄下。万恶的口本人，将奄奄一息的二大爷扔进没点着的马厩，让高大的东洋战马将他活活地践踏而死！

    县志在有关我二大爷事迹的最后一栏，郑重其事地写道：抗口志士于有庆永垂史册！

    我姐姐提出要看看二大爷的坟墓。她以为永垂史册的抗日志士的忠骨一定会受到善待，得到保护。想不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却让县史办的人面面相觑。戴眼镜的书呆子竟说，我们只搞文字工作，负责收集编撰有关的史料，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至于其他我们可管不了。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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