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十

    分失望，仍是盼著我去，这家人一共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是我的朋友。当时

    家中的小妹要结婚，一定等著我去做伴娘，其实最疼我的还是马利亚妈妈，我坚持

    机票难买，是不去的了。

    结果街上耶诞歌声一唱，我在雪地里走也走不散那份失乡的怅然。二十三号决

    定开车经过东德境内，冒雪长途去西德南部。到的时候已是二十四日深夜，马利亚

    妈妈全家人还在等著我共进晚餐。更令我感动的是，一入西德境内，尚在汉诺瓦城

    的加油站打了长途电话去，喊著∶“过来了，人平安，雪太大，要慢慢开！”并没

    有算计抵达南部小镇的时间，车停下来，深夜里的街道上，马利亚妈妈的丈夫，竟

    然穿了厚大衣就在那儿淋著雪踱来踱去的等著我。

    我车一停，跑著向他怀内扑去，叫了一声∶“累死了！车你去停！”便往那幢

    房子奔去。房间内，一墙的炉火暖和了我冻僵了的手脚，一张张笑脸迎我回家，一

    件件礼物心急的乱拆。那当然也是回娘家的感觉，可惜我没有顺著马利亚妈妈的心

    意做他们家庭的媳妇。没有几年，马利亚妈妈死了。当那个印著黑边的信封寄到了

    我的手中时，我已自组家庭两年了。

    跟那一家德国家庭，一直到现在都仍是朋友，只是妈妈走了，温暖也散了，在

    德国，我自是没有了娘家可回。

    飘流在外那么多年了，回台的路途遥远，在国外，总有那么一份缘，有人要我

    把他们的家当成自己的家，这当然是别人的爱心，而我，却是有选择的。

    去年搬了一次房子，仍在我居住的岛上，搬过去了，才发觉紧邻是一对瑞典老

    夫妇，过去都是做医生的，现在退休到迪纳利群岛来长住了。

    搬家的那一阵，邻居看我一个人由清早忙到深夜，日日不停的工作，便对孤零

    零的我大发同情，他们每天站在窗口张望我，直到那位老医生跑来哀求∶“ech

    o，你要休息，这样日也做，夜也做，身体吃不消了，不能慢慢来吗？”

    我摇摇头，也不肯理他的好意。后来便是那位太太来了，强拉我去一同吃饭，

    我因自己实在是又脏又忙又累，谢绝了他们。从那时候起，这一对老夫妇便是反复

    一句话∶“你当我们家是娘家，每天来一次，给你量血压。”

    起初我尚忍著他们，后来他们认真来照顾我，更是不答应了。

    最靠近的邻居，硬要我当作娘家，那累不累人？再说，我也是成年人，自己母

    亲都不肯去靠著长住，不太喜欢的邻居当然不能过分接近。也只有这一次，可能是

    没有缘分吧，我不回什么近在咫尺的假娘家。

    写著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正在台北，突然回来的，久不回来的娘家。

    妈妈在桃园机场等著我时，看见我推著行李车出来，她走出人群，便在大厅里

    喊起我的小名来，我向她奔去，她不说一句话，只是趴在我的手臂上眼泪狂流。我

    本是早已不哭的人了，一声∶“姆妈！”喊出来，全家人都在一旁跟著擦泪。

    这时候比我还高的妈妈，在我的手臂中显得很小很弱。妈妈老了，我也变了，

    怎么突然母女都已生白发。

    十四年的岁月恍如一梦，十四年来，只回过三次娘家的我，对于国外的种种假

    想的娘家，都能说匣一些经过来。

    而我的心，仍是柔软，回到真正的娘家来，是什么滋味，还是不要细细分析和

    品味吧！这仍是我心深处不能碰触的一环，碰了我会痛，即使在幸福中，我仍有哀

    愁。在妈妈的荫庇下，我没有了年龄，也丧失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毕竟这份情，这

    份母爱，这份家的安全，解除了我一切对外及对己的防卫。

    有时候，人生不要那么多情反倒没有牵绊，没有苦痛，可是对著我的亲人，我

    却是情不自禁啊！

    本是畸零人，偶回娘家，滋味是那么复杂。掷笔叹息，不再说什么心里的感觉

    了。

    故　乡　人

    我们是替朋友的太太去上坟的。

    朋友坐轮椅，到了墓园的大门口，汽车便不能开进去，我得先将朋友的轮椅从

    车厢内拖出来，打开，再用力将他移上椅子，然后慢慢的推著他。他的膝上放著一

    大束血红的玫瑰花，一边讲著闲话，一边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那时荷西在奈及利亚工作，我一个人住在岛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两星期便要我开车带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欢去墓园，好似郊游一般。

    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园，名字叫做━━圣拉撒路。

    拉撒路是圣经上耶稣使他死而复活的那个信徒，墓园用这样的名字也是很合适

    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个公墓里特别围出了一个小院落，是给不同宗教信仰的

    外国死者安眠的。其他广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

    教的人很少。

    在那个小小的隔离的院落里，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层一层的，有的是睡

    一块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

    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著另外一个先去了的朋友加里，两个人又在做邻居。

    每一次将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面前时，他静坐在椅上，我便踮著脚，将大理石墓

    穴两边放著的花瓶拿下来，枯残的花梗要拿去很远的垃圾桶里丢掉，再将花瓶注满

    清水。这才跑回来，坐在别人的墓地边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给我买花的钱很多，总是插满了两大瓶仍有剩下来的玫瑰。

    于是我去找花瓶，在加里的穴前也给放上几朵。

    那时候尼哥拉斯刚刚失去妻子没有几个星期，我不愿打扰他们相对静坐的亲密

    。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个人，自己悄悄走开去了。

    我在小院中轻轻放慢步子走著，一块一块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

    有一天，我在一块白色大理石光洁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种，念到了一个金色

    刻出来的中国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头十分清洁、光滑，而且做得体面，我却突然一下动了怜悯之心，我不

    知不觉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阵默然。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曾先生，你怎么在这里，生前必是远洋

    渔船跟来的一个同胞吧！

    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会成为孤坟。

    我拿出化妆纸来，细心的替这位不认识的同胞擦了一擦并没太多的灰尘的碑石

    ，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

    尼哥拉斯仍是对著他的太太静坐著，头一直昂著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轻轻走过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轮子边，对他说∶“刚刚看见一个中国人的坟，

    可不可以将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给他呢？”

    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说∶“多拿几朵好*□！这位中国人也许没有亲人

    在这儿！”

    我客气的仍是只拿了一朵，给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

    我又陪著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对他说∶“曾先生，我们虽然不认识，

    可是同样是一个故乡来的人，请安息吧。这朵花是送给你的，异乡寂寞，就算我代

    表你的亲人吧！”

    “如果来看露斯，必定顺便来看望你，做一个朋友吧！”

    以后我又去过几次墓园，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轻轻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会

    儿，才推著尼哥拉斯回去。

    达尼埃回来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

    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们四个人去墓地便更热闹了些。

    大家一面换花一边讲话，加里的坟当然也不会忘记。一摊一摊的花在那儿分，

    达尼埃自自然然的将曾先生的那份给了我。

    那一阵曾先生一定快乐，因为总是有人纪念他。

    后来我做了两度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曾先生的确是来谢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

    貌。

    他来谢我，我欢喜了一大场。

    以后我离开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个岛上去居住，因为荷西在那边做工程

    。

    曾先生的坟便没有再去探望的机会了。

    当我写出这一段小小的故事来时，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湾的亲属看到。他们必

    然因为路途遥远，不能替他扫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岛上居住，听说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亲属

    有什么东西，想放在他的坟上给他，我是十分愿意代著去完成这份愿望的。

    对于自己的同胞因为居住的地方那么偏远，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回想起来只有

    这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录下来，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后记

    上面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写的，为了赶稿，很快的交卷了。

    这件事情，写完也忘记了，因为文短。

    过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联合报》，在副刊室内碰到编辑曼伦

    ，她说迅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报上发表的短文。

    曼伦翻遍了资料，找不到刊过这篇文章的事实。其实，它当时发表在《中华日

    报》上，并不在《联合报》。

    “有人打电话来报社，说三毛写过一个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国人的事情，名字是

    他失踪了多年的兄弟，听说灸西班牙失踪的，你有没有这个记忆？”曼伦问我。

    我很快的将在西班牙认识的中国人都想了一遍，里面的确没有一个姓曾的。

    我告诉曼伦，大概弄错了，没有姓曾的朋友，也没听说有什么在西班牙失踪的

    中国人。

    没有想起这篇文章，他们在找的是一个失踪的兄弟，我完全没有联想。

    过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报社转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里面赫然写著曾君雄的

    名字，当我看见这个全名出现了时，尖叫了起来∶“他家属找的原来是这个人━━

    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还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属的信，是一九八○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来的信，曾先生的兄长和弟弟，要答谢我，要我去高雄讲演时见见面，要

    请我吃饭，因为我上了他们兄弟在海外的孤坟。

    面对这样的一封信，我的心绪非常伤感，是不是我上面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