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下午开庭，二点开始辩论，他起立陈述，直到五点三刻才结束，

    “虽声音不如往日之清亮，但精神贯注，顿挫合节，一气呵成，似颇能吸收听者精神，使其感动。”旁听约二百人无不屏息，其中有低声叫好者，闭庭后才知叫好者本是站在反对金树仁立场的回民。

    新闻记者纷纷前来表示赞叹，愿为宣传。他自认为

    “其实本日演说，时间太长，声音不免干哑。又因事实太多，不能尽记，须时时朗读原文。较之‘昂然四顾、口若悬河*潢色、风动涛惊、横卷四座’之往时做法，尚不逮甚远。”4月7日，他得知金案判决，金树仁以

    “外患罪”仍处刑三年半，家属颇失望。他以为

    “外患罪”确无成立之理，司法显有半年独立之势，但其他被诬

    “杀人、放火、侵占、抢劫”等罪均免诉，

    “仍属不幸中之幸”。4月18日，金案判决书送达，

    “略阅一遍，虽不深刻允当，亦商非大荒唐。”至此，金案总算告一段落。

    他女儿惠珠说：“我父为此案辩护，阅案卷盈尺，往返沪宁间不少于十次，出庭五次以上，历时三年，写辩诉状‘遍查中日法书，**律各点彻底究明’，‘字字皆核实，句句欲锤炼’，因而最后终得胜算。”他经手的官司也有失败的。

    1935年3月9日，他得知中华码头公司与京沪路局因滩地涉讼一案，路局全部败诉。

    他感到懊恼，

    “此案余注意甚深，用力最多，且确信不至全败。虽最初承审推事热爱度即显属偏颇，然仍信其不致荒唐太甚。今竟有此，始知法官黑暗，确有其事。对素来信赖法界之心，大为动摇。”1936年的

    “七君子

    “案，他虽不赞同救国会关于组织

    “人民阵线”，与**合作等主张，但还是为沈钧儒等辩护，为他们出狱而奔走。

    当年6月10日，沈钧儒将去南京，他恳切力劝老友”言动勿过偏激，尤须通观事实，自有主张，勿为他人利用而不自知”。

    11月22日，他正在午睡，忽被敲门声唤醒，说沈先生来，以为是沈钧儒有急事。

    到了会客室，则是沈之子汝兼，惊问何事，才知沈钧儒被巡捕房和公安局撞宅门捕去。

    同时被捕的还有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沙千里等六人。他说明早必送法院，自会去辩护，并马上先找褚辅臣设法向上海市政府疏通。

    第二天一早起来，得知沈钧儒等已由巡捕房送往法院，他马上赶到法院询问，捕房律师说在高院或地院开审，尚未定。

    接着他见到了沈钧儒等，让沈在辩护委托书上签了字。法院宣布，在高二分院开庭，以

    “危害民国罪”侦讯。巡捕房的解单书明沈等有政治关系的嫌疑，而公安局人则称与工潮有关，并声明奉南京电令而来。

    他认为既没有拘票，又不合羁押条件，要求交保。最后裁定，准予交保，于是沈、王、李等同时被释放。

    他当天的日记说，此事来势甚为严重，虽然暂时保释，定于25日下午再审。

    但他担心国民党公安局负气不平，会有变故。果然，11月24日还是午睡，又电话铃声大响，等到他披衣起来，没有接起来。

    他感到沈钧儒的事必有变。接着，就有人告诉他，捕房及公安局深夜二时又带了拘票来拘，听说王造时也被拘捕。

    午后二时，高二分院的郁华和二推事、检察官开庭，郁说，再发拘票是因为有新事实，出示公安局来函，说有逃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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