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窃惟国家设刑，本意在于排除恶性，并非用为教育补助之资。莘莘学子，学校培植有年，纵使气质未尽精醇，而青年蹈厉发皇之概与夫纯净真挚之心，政府果有以善处之，使其身心得安然沉浸于学术之渊，进其智能，以资世用，岂非甚善？乃不幸此超然政界之教育一再波及，今日遂不得不迁连沦没于浑流之中。年少学生方自以为保吾读书之地，无任外界侵犯，是乃天职，而不知所谓“国法”者即将俟隙而随其后。

    当此语在法庭上以“此辈青年不幸而为中华民国之学生，致欲安分求学而不得，言之实可痛心”述说时，其所引起的反应，在《晨报》先后刊载的两篇各有侧重的报导中，竟然记忆相同：“语至此，满堂欷歔，为之泪下，被告学生中（鲁士毅一派），有一人哭不可仰，法庭竟变成悲剧之舞台，即记者亦为之呜咽不已。”（《晨报》1919年8月22日）当日以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代表的身份出席旁听的冰心，更以女性的细腻，对现场氛围作过生动描述：

    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采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我也很为感动。同时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踧踖不安”的样子，以及退庭出的时候，他们勉强做作的笑容。我又不禁想到古人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唉！可怜的青年！良心被私欲支配的青年！（《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

    正因旁听者的同情本就倾向于鲁士毅一方，刘崇佑才可能把对学生的审判，倒转为对政府的控诉。

    而当年只有17周岁的刘仁静，也因被控共同犯罪，出庭受审。当审判长令其答辩时，刘作出“莫名其妙，不自知所犯为何罪”的表现。刘崇佑更从旁“时时请堂上注意，谓彼十余龄之小子，实在极可同情”，这也成为《晨报》记者“出旁听席后所恻恻不忘者”（《晨报》1919年8月22日）。而刘崇佑辩护之成功、感人，于此又得一证明。

    不过，既然政府决意起诉，便不会轻言失败。8月26日的宣判结果于是并不出人意外，鲁士毅等六人分别被判处拘役14天到4个月的刑期。而在社会舆论无形的压力下，特别是经过律师刘崇佑出色的抗辩，也迫使法庭在判决时，不得不做出相当让步。强迫誊具悔过书一节，以未提出原件，“不审其内容”，且“仅就‘悔过’二字以观，尚属道德上责备之意”，裁定为不构成犯罪。更引人注目的是，判决书中宣布刘仁静、易克嶷、狄福鼎等五人无罪，许有益等四名原初的被告，则同时被处以拘役14日至3个月不等的刑罚。所有拘役时间准以在押日数扣抵，其它3个月以上的刑期，一律缓期三年执行。这即是说，所有十一名被控学生，事实上都被当庭释放。法庭派法警送已有人具保的六名缓刑者回北大，移交给蔡元培校长的代表蒋梦麟。而法庭门外，北大同学及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们，已手持“欢迎鲁士毅等”的旗帜在等待。这分明是英雄凯旋。

    五四运动的第二年，1920年，刘崇佑仍本着为学生尽义务的初衷，担任了马骏、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等人的辩护律师。可以说，在“五四”期间，几乎所有被当局起诉、与学潮相关的案件中，都能够听到刘崇佑的声音。这在其律师生涯中，无疑是最*潢色 。

    1999年2月28日于京北西三旗

    （原刊《读书》1999年第5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