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一块非同寻常的手表说起

    1961年8月，**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休息期间，**在舞会上结识了江西农垦文工团的演员邢韵声。当时，**腕上戴着一块又老又旧的手表，引起了邢韵声的兴趣。她惊讶地说：

    “主席，这表这么旧了，你怎么不换一块呀？”**抬起手腕看了看，说：“这可不能换，这表跟了我几十年喽，为我立下了大功呢！”这的确是一块非同寻常的手表，这要从1945年8月28日**去重庆谈判说起。

    那天，**刚刚走下舷梯，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便纷纷走上前来，他们热情地将**团团围住。这是在国民党的陪都，是国民党统治的地盘，距离延安有几千里的关山阻隔，但是这万水千山却没有隔断朋友之间的深情厚意。面对朋友们热情的面孔，**感到异常兴奋，他一一和这些走上前的他乡故友握手、交谈…

    就在这个时候，站在一边的郭沫若看到了一个别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在与大家握手的时候，人们的手腕上都有一块闪闪发光的手表，而**的手腕上却是空空的。当时，手表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时尚物品，不仅实用，而且也是身份的象征。郭沫若感到十分的讶异。一方面他深深地为**领袖的清贫、艰苦而感动，另一方面他却预感到**在重庆的日日夜夜将充满着无数的风险，将面临异常繁重的工作，时间对于**来说一定是十分重要的，没有一块手表将是非常不便的。

    当**走过来与郭沫若握手的时候，四目相对，两个神交已久的朋友竟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就在这个彼此审视的瞬间，郭沫若迅速地将腕上的手表摘下来双手送到了**的面前。**微笑着，并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推辞，像已经彼此有过约定似的，欣然地戴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从这个细节上，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感觉到**与郭沫若之间所蕴藏的非同一般的交情了。

    **和郭沫若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1926年的春天，即第一次国共和作时期。当时，瞿秋白和林伯渠推荐郭沫若到广东大学任文科学长。3月23日，郭沫若和郁达夫几个人乘船由上海到达广州。成仿吾在码头迎接他们，并将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郭沫若到林伯渠家中拜访。

    不巧，林伯渠不在家。在林伯渠的家中郭沫若遇到了一位瘦高身材，两眼炯炯有神的客人。先来的客人反客为主上前迎接后来的客人，并且主动进行了自我介绍：“我是**。”郭沫若急忙上前两步，紧紧握住**的大手说：“我是郭沫若。”两位彼此都是久闻大名，但是未曾谋面，今天在这里偶然相遇了。

    **关切地询问了郭沫若旅途上的一些情况，郭沫若讲述了路上的一些情况，并告诉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点头说：“这个我知道。”接下来，**向郭沫若谈了广东和全国的政治形势，陪着郭沫若在林伯渠家中高兴地聊着，一直等林伯渠回来，**才匆匆离去。这就是**与郭沫若初识的情形。

    1926年7月，郭沫若参加了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回到武汉，在那里郭沫若和**再一次相聚。经过战争的洗礼，经过硝烟的考验，他们的会见倍感亲切。**对郭沫若所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讨伐蒋介石的檄文大加赞赏，并鼓励郭沫若继续奋斗。

    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郭沫若从日本归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与**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互成策应之势。

    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和大量的诗文，借古讽今，鞭挞国民党和蒋介石消极抗日的丑恶行径。

    1944年，**曾多次谈到郭沫若和郭沫若的文章，对郭沫若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44年1月9日，**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说：“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1]同一天，**请董必武同志转交郭沫若同志的电报，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2]1944年4月12日，**在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时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3]由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共同的爱好与理解，他们对中国诗词曲赋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同时彼此在事业上互相支持，人格上互相敬重，因而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而长久的友谊。自1926年广州相识，直到1945年**赴重庆谈判，差不多分别了二十个寒暑春秋，但是他们的心却始终是相通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对诗词的共同爱好，使他们走得更近，**与郭沫若之间的友谊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郭沫若对**的诗才是极为推崇的，在他的诗词中盛赞**为“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

    又说：“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而且是有点目空一切的。但是**同志所发表了的诗词却使我五体投地。”这些都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二、郭沫若发射了第一枚重炮

    在国民党对《沁园春·雪》攻击最猛烈的**阶段，郭沫若岂能坐视？他一马当先，挺身而出，给国民党的那些无耻文人以迎头痛击。

    1945年12月11日，重庆的《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谭》副刊上又发表了一首《沁园春》的和词。

    一个月之前，也是《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谭副刊惹出的“乱子”，率先发表了**的《沁园春·雪》，导致国民党新闻局，陈铭德的小舅子邓友德对《新民报》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惹得蒋介石大发醋意，使陈布雷如临大敌。然而过了还没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什么新闻局的非难，什么邓友德的责问，什么蒋介石的醋意，什么陈布雷的如临大敌.早已经不在人们的话下了。看见了吗？这就是人们的冲动！在当时那种环境和氛围里，作为文人，敢于向统治者投出如此反抗的标枪，的确堪称是勇敢无比的勇士了。

    而这其中最勇敢的一员猛将，就是郭沫若。

    1945年12月11日，《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谭》副刊上发表的《沁园春》和词就是郭沫若的手笔，他的和词这样写道：

    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念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血浪天滔。遍野哀鸿，排空鸟鹏，海样仇深日样高。和平到，望肃清敌伪，解除苛娆。

    西方彼美多娇，振千仞金衣裹细腰。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一手遮天，神圣托付，欲把生民力尽雕。堪笑甚，学狙公芋赋，四暮三朝。[4]这首词发表的时候，国民党对《沁园春·雪》的围剿已经进行一个星期了。自12月4日国民党御用文人在报刊上发表《沁园春》和词开始，至郭沫若发表这首《沁园春》为止，国民党组织的这场围剿《沁园春·雪》的文化大战，一共先后发表和词及文章十三篇之多。所以，郭沫若的这首词是有针对性的。郭沫若是“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新诗革命的领军人物，是当时中国诗坛首届一指的大诗人，当年就是他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文章揭了老蒋的底牌，惹怒了老蒋，国民党才通缉郭沫若。可见，郭沫若的一支笔写爱情的时候，充满了诗情画意，写檄文的时候却胜过国民党的三千支枪。他发射的这枚重炮威力可想而知，足可以起到以一当十的作用，对国民党那些乌合之众的信口雌黄予以有力的反驳。

    我们来欣赏郭沫若的和词：

    “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这是词的开篇，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作了一个简短的回顾，感叹时世的艰难：国家的命运每一步都非常艰难，始终处于一种危难的境地。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饱经风霜；雪雨，斗争坚苦卓绝。

    “念九夷人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血浪天滔。”这一句表达了中国人民敢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一种顽强的革命精神：八国联军（其实是九国）的入侵引起了神州奋起，人民的斗争热情无比高涨，像鼎中沸腾的开水；八年的抗日战争，更是激起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人们为此而洒出的热血像滔天的巨浪一样。

    “遍野哀鸿，排空鸟鹏，海样仇深日样高”，它是说，战争使人民流离失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穷凶极恶，和人民结下的仇恨比海洋深，比太阳还要高。“和平到，望肃清敌伪，解除苛娆。”这是词的上阕的结句，人民盼望已久的和平终于来到了，人民衷心地希望彻底肃清日寇和伪军，解除苛政，建设美好的新中国。

    词的下阕，峰回路转，作者开门见山地向人们回答了谁是中国内战的制造者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

    “西方彼美多娇，振千仞金衣裹细腰。”这两句是用典，“西方彼美”语出《诗经简兮》：“云谁之诗，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在此，郭沫若借以指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帝国主义。因为他们不惜用巨额美元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细腰妇人，所以用“西方彼美多娇”予以讽刺。而且这一句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承接上句说，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打败了，现在又来了一个善于伪装的妇人。正是这个将自己装扮成腰缠万贯的美妇人在这里兴风作浪，他们“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一手遮天”挑动了中国的内战。

    抗战胜利之后，美国竟然把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功劳全部算在自己的账上，并且吹嘘说是美国的两枚原子弹赢得了世界和平。为此美国总统杜鲁门竟然大言不惭地说：“美国有原子弹，乃上帝托付。”“神圣托付”正是引用的这个典故。美帝国主义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攫取他们自身的利益，“欲把生民力尽雕”。

    “堪笑甚，学狙公芋赋，四暮三朝。”是说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没有信义。“狙公芋赋”是“狙公赋芋”的倒装句，是《庄子齐物论》的一个故事：“狙公赋芋，日：‘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日：‘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而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故事说：有一个喂猴子的人，拿橡子给猴子吃，他先告诉这些猴子：“每天早晨三个，晚上四个”，结果猴子们都表示出愤怒的样子；于是他说：“那么就每天早晨四个而晚上三个吧。”猴子们听了都非常高兴。实际付出的橡子并没有发生变化，不过是用了一个小手段而已，但是猴子们却由怒而喜。这个故事是有所指的。

    原来，1944年美国、英国、苏联在雅尔塔召开秘密会议的时候，签署了《雅尔塔协定》，在这份协定中，中国关内被划分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他们很早就已经对中国伸出了他们的爪牙。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实现他们既定的方针，赫尔利与蒋介石各怀心腹事地一起扮演了一出双簧。赫尔利以驻华大使的身份四处游说，一会儿在延安发表谈话，“赞同**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一会儿又在华盛顿发表声明：“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合作”[5]因此，**在文章中揭露：“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在《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中指出：“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险。”赫尔利一方面去延安迎接**到重庆和平谈判，装扮出一副公正的样子；一方面却在暗地里帮助蒋介石运送部队和武器，向解放区挺进。这些表演都充分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不可能是为了世界的和平，而是在谋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像“狙公赋芋”，“暮四朝三”，不过是在欺骗和愚弄人民而已，企图把中国人民当猴耍。

    郭沫若虽然是学医出身，但是他的文化底蕴的确非常之深厚，他的政治修养确实不是国民党那些酸腐文人所能比拟的。这首词用典自然，国学深厚，深刻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本质。

    三、郭沫若发射的第二枚重炮

    郭沫若的第一枚重炮发射出去之后，感觉还没有把要说的话说透彻，而且内心的冲动一直不能停息。他对**的诗词是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对**的诗词的理解会比郭沫若理解得更为深透。就这样，郭沫若趁热打铁，又写了第二首《沁园春》。

    郭沫若的第二首《沁园春》是在1945年的第八期《客观》上发表的，后来被收入了郭沫若的散文集《天地玄黄》之中。

    他在词中慷慨激昂地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