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性

    除性情、经历外，我们也要从思想和趣好上探他的本原。

    关于读书，历来对人如何接受书籍影响、如何被书所塑造讲得比较多。而以我的体会，人与书的关系并非如此被动的。一个人，喜欢读什么，亲近哪些书，从一开始就露出分别，各自有很大不同。有些书，你觉得富于价值，读来深感欣悦，另一些人则报以木然，就算给予透彻的讲解、指点，仍然读不进去，勉强读来也如受刑罚。相反，有些书别人读得津津有味，你却倍感无聊。还比如，有人偏好哲学、理论书籍，非这类书不过瘾，有人却一沾就头疼、昏昏欲睡。可知读书确实关乎禀赋，气质、心地、思维特征不同，选择亦各有所趋。反过来也说明了，趋近什么样的书，适足检验一个人的天性，尤当单纯朴真的年龄。

    我相信，在这方面郭沫若会很出乎大家的意表。人们最后看到的郭沫若，处世圆滑，性格苟且，心思工巧，矫言伪行。他一直的表现，都让人想起“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正如此，从他去世以后，有关其“人格”的话题最热，大家兴趣全集中于此，谈郭必谈其人格。其中，怀疑和痛诋是主要的声音。有篇文章题为《郭沫若的人格问题》这样说：

    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耀眼的人格亮点。他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他缺乏个性，缺乏操守，他进退行止的原则是个人利益；为了这种利益，他对环境总是一味适应。

    这种激越可以理解，不过，它对郭沫若的描绘是错误的。错误缘于不曾面对一个事实：人是可以变化的。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犯的错误。我们对人一直不能避免扁平的思维，就像戏曲里的人物，一出场就扮着红脸或白脸。原因是我们对人性的复杂，既缺乏了解，更缺乏意识。实际上，人性是个动态过程，这种变动甚而可至至天翻地覆，南辕北辙。

    这里权举一例：严嵩不单在以后名列自古以来头等大奸臣之列，即在明代，他的这一名声也已盖棺论定。他死后几十年，天启年间有个大学士名叫朱国桢，当初也认为“分宜（严嵩为江西分宜人）之恶，谭（谈）者以为古今罕俪。”可有一次，他亲自去了严嵩老家，忽感困惑。彼处对严嵩至今“尚有余思”，这里的“乡评”与普遍舆论也明显不同。好奇之下，朱国桢“问而亲得”：

    分宜大宗伯（礼部尚书别称“大宗伯”，严嵩官职）以前极有声，不但诗文之佳，其品格亦自铮铮。钤山隐居九年，谁人做得？（《涌幛小品》）

    这说法并非孤证，沈德潜《万历野获编》亦存相似记载。严嵩于弘治十八年登进士榜，之后做了短暂小官，不久以病返乡，在钤山潜心读书，十年不问仕途。正德十一年重返政界，一直在官方学术或教育机构做官，嘉靖四年，召为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截止此时，严嵩履历很清白，没有任何负面议论。按朱国桢问访后的结论，分野就在嘉靖七年。是年，严嵩升任礼部右侍郎、进入政治核心、开始亲炙宸瞩，之后大变……

    ——原来，假使不是这样，严嵩倒也不必成为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奸臣；原来，严嵩也曾经“品格亦自铮铮”，“为德于乡甚厚”，是埋头读书的本分人。可见所谓“人格”，确非一成不变之物。

    我们毫无以郭沫若和严嵩相比之意，严嵩后来怙势作恶，郭沫若从未至此，绝不能混为一谈。但从自身面貌首尾变化之巨论，郭沫若不仅不遑相让，抑且尤有过之。这里，借读书所反映的思想和趣好，略窥一斑。

    1936年，郭沫若谈道：

    至于旧诗，我喜欢陶渊明、王维，他俩的诗有深度的透明，其感触如玉。李白写的诗，可以说只有平面的透明，而陶王却有立体的透明。（《郭沫若诗作谈》）

    1942年，他又说：

    我对于陶渊明的诗和生活，自信是相当了解。不，不仅了解，而且也还爱好。凡是对于老、庄思想多少受过些感染的人，我相信对于陶渊明与其诗，都是会起爱好的念头的。（《题画记》）

    陶渊明引出了庄子。我们再看他对庄子的态度：

    我特别喜欢《庄子》。我喜欢他的文章，觉得是古今无两。（《少年时代》，第293页）

    这讲的是中学时的情形。关于庄子，他屡有提及，时间则从中学跨至在日留学期间。后来，又出现一个人名——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来到日本后，王阳明的著作成为他耽迷的对象之一，并与庄子相提并论：

    我有过一个时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那是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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