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从牯岭到东京”、从职业革命家逋迁文学家的转变，茅盾从未明确从自身性格上总结过原因——那毕竟是不便公开声言，毕竟是不足与外人道的话头——但我们考其一生行状，能够觉察经过那一段的卷入与波折，他暗中就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可做怎样的事，认真有所省思。后来数十年，他确实没有再尝试驰骋政治舞台（包括建国后虽然担任文化部部长内心实际上却无意仕途）。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从精神和思想上去接近马列真理，并以这种方式参与政治（改进社会）。他觉得，他能干、适于干同时可以干好的事情，是写作。

    1927年，他“停下来”，没有“紧紧跟上”，使他整理了自己，自我认识较以往明晰了。然而，这一停，却失却了党籍，中共历史上第一批党员的身份戛然而止。对这个结果，他不能有什么怨言。的确是他自己“停下来”，找了一个地方、用了一些时间去悄悄地整理自己。问题是，当把自己整理清楚，找到为共产主义“发一星微光”的新的方式回来时，大门却对他紧闭了。

    直到临终的时刻，在过去五十年当中，茅盾曾两次请求回到组织，都没有如愿。

    第一次是1931年，他通过瞿秋白向党做出这种表示。“秋白后来告诉我，上级组织没有答覆，而他自己正受王明路线的排挤，也无能为力。”简单说，他被拒绝了。

    第二次是1940年10月他接受派遣离开延安来重庆前夕。从茅盾行文的感觉看，他是反复斟酌了时机、鼓足勇气提出这个问题的：

    我送闻天走出窑洞，一面向沟底慢慢走去，一面对闻天说，有一件事原来想找个机会正式向你提出的，现在来不及了，只好简单地讲一讲。我请求党中央研究一下我的党籍问题，如能恢复党籍，一则了却我十年来的心愿，二则到了重庆也能在党的直接指挥下进行工作。

    应该说，张闻天的个人反应很积极，他称赞茅盾的愿望很好，表示提交书记处讨论后给予答复。过了几天，张闻天来看他，说中央书记处“认真研究”了茅盾的要求，“认为我目前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为有利，希望我能理解。”对此，茅盾只简单地写道：

    对于党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再说什么。

    这句话显示茅盾对书记处的决定，有自己的解读。显然，他感到失望和失落。从此以后，茅盾对党籍问题缄默无语，再也不尝试去碰它。同样地，组织上也从未就这问题主动向他表示关心——虽然那个“留在党外”“更为有利”的“目前”，早已时过境迁。

    但他心中是很有介蒂的。《胡风回忆录》写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1942年初，滞港文化人由东山游击队掩护撤回境内途中发生的一件事：

    还是在大山寮时，有一次，胡绳从队部回来，闲聊中说昨天在队部吃到了猓子狸，等。谁知这下刺激了茅盾。他借此发牢骚说，日军进香港前，文艺方面的党员负责人把c.p.发下的避难费（外币）都分给了自己接近的人，不接近的人（他当然是一个了）都不给，云。他这一说弄得大家的情绪都很不好。我也是相信他这说法的。

    茅盾不满，当然不会因一顿肉、一点钱，想来也是看见因“内外”而待遇有别，使他觉得受歧视。说来好玩，胡风与茅盾从来不和，这一次却抱了同感（“我也是相信他这说法的”），原因是他跟茅盾一样，也是“党外”的。

    借此细节可以想见，两次提出恢复党籍，都未如愿，在他心里投下了不少的阴影。

    整个“十七年”，茅盾政治上一帆风顺，名荣身显，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避而不提党籍问题，似乎甘愿保持那个“无党派人士”身份。其实不然，党籍问题始终是心底的隐痛。他是强烈自尊之人。当年，自己因“停下来”、没有“紧紧跟上”而脱党，对此，内心必定自责颇深。以后，两次开口请求回到党内，却均不获准许。本来，已自惭自悔，而两次请求原谅似乎结果都是未得原谅（他很有可能会这么看），只能让隐痛埋得更深。

    顺便提一下，当年跟茅盾有着类似经历的郭沫若，1958年却在未写入党申请书的情况下重新入党（尤九州、林亦梅《郭沫若的人格问题》，《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对此，茅盾心中大约很不是滋味。韦韬回忆，1958年12月报上公布郭氏重新入党消息后不久，瞿秋白遗孀杨之华和弟媳张琴秋（沈泽民妻）

    <t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