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有些重大科研项目往往是多学科、多单位交叉合作的成果。这种做法本应受到鼓励，但是由于各等奖都有严格的名额限制，加上一些部门把得奖名次和实际待遇和利益挂钩太紧，没有排上名次和名次靠后的都一概认为是个人“水平、能力”的反映，这样对发挥集体作用极其不利，而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针对科研成果鉴定中存在的诸多现状，邱文豹（化工部锦西化工研究所）和吴有彩（重庆特殊钢公司特钢研究所不锈钢研究室）两委员在全国政协第九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关于《提高科技成果鉴定质量和科技档案质量》的提案，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尽早发挥人才库作用，参与鉴定的“专家”至少2/3以上由各级科委（或部门）指派，以保证公正性、科学性、权威性。

    第二，鉴定技术文件必须在会议前一并交到“专家”手中。目前借口对同行保密，资料在开会的当天早晨才送到专家手里，鉴定结论一公布即将材料收回，根本无法去审查。第三，主管部门应在会议前或会议中组织一定数量的同行专家到现场检测验收，并査阅试验记录。目前很多测试数据和应用报告只讲好话不讲问题，即使省市检测机构往往也是直接利用被鉴定者提供的数据。

    第四，严格档案管理。技术报告可分内部及公开两种，但交付档案必须真实、完整并有原始记录。为了避免技术流失和泄密，参与“真实完整”技术报告验收者的数量可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如院长、科研处长和专题组长三人），并负责保密责任。在査阅档案时必须经上述三人同时签字同意。这样有利于保密，也可使技术拥有者放心。

    第五，成果鉴定、验收、登记和申报奖励之前，必须由档案部门出具证明，表明其真实材料已经归档。

    邱文豹、吴有彩委员的这份建议最后说：每个单位虽然可以制定自己的管理办法，但由于认识上的差异以及相互影响，难以逃避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干扰。建议国家制定一个比较严格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各单位就比较容易贯彻执行。

    走向规范，回归科学的严肃、公平与公正，无疑是遏制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下滑必不可少的另一个重要手段。

    但心明如镜的众多科学家都知道，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必须让科学技术尽早避免“行政干扰”，而这显然又不是科技界自身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

    “穷则思变”是一句名言。但科学基础研究的“穷则思变”却将科研机构的决策者和科研人员引入歧途。甘子钊痛斥：用小商人的眼光来管理科研简直是饮鸩止渴、安乐死！

    由于科研经费的紧缺，科研人员工资收入偏低，使得一些科研部门在无奈之中不得不想方设法创收。

    但说到创收，科学家们都持有异议。尤其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其特殊性决定了它难以在以效益为标准的市场中寻找到创收途径。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学森在1998年3月23日的《中国科学报》上撰文指出，科学不只是为了创收。我国要培养一支人数不多，但高质量的科学理论队伍，专攻科学理论中最深层次的问题。

    钱学森提出的科学理论中最深层次的问题有以下三个：

    一、物质结构问题。这也就是毛泽东曾向钱三强院士提出的问题。

    二、大宇宙问题。前几年有些人提出的宇宙大爆炸论，现在国外天文理论界也认为问题太多，所以又出了宇宙暴胀论：最近移居美国的原苏联天文理论家為文化如提出“混沌暴胀论”，即不同步发展的多个宇宙的大宇宙学；我们所在的这个大约100亿光年的宇宙也不过是众多性质不同的小宇宙之一。这有道理吗？

    三、生命学问题。我们直到现在知道的生物，都是基于碳氢氧氮大分子，并生活在水泊环境中的。现在已在星际空间中发现氨基酸的存在，那么，这就是这种生命的发源了。但生命仅限于这一种吗？有没有不是碳氢氧氮组成的大分子？这种不同的大分子在某种适宜环境中也可以生成另外类型的生命吗？

    当然，大千世界，气象万千，纷纭复杂，神秘莫测的自然界留给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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