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想起父亲那辆骑了几十年的飞鸽牌自行车。眼下也不知他的那辆“专车”的去向，假若还能找到，将成为我珍藏的一件宝物。我的不好整洁的“乱糟糟”的毛病，一直延续到上了中学、大学，仍然未能改变，甚至在一些方面还有些“变木加厉”。这主要表现在处理个人内务方面，诸如衣衫不整，课桌抽斗混乱，自行车光骑不充气也不擦洗保养等等。自己也知道像父亲那样整洁是好，但又没有勇气改正从小养成的毛病。现在回想起来，只是一个“懒”字在作怪。往往是心里也想着某件事情应该做了，但心中又一个声音说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结果仍然是得过且过。常常是等到上课铃响过了，还埋头在抽斗里匆忙地翻找着本节课所要的课本与笔记本，往往急得满头大汗，也没想到把抽斗整理一下。其实也是没有那个条理意识。这种坏习惯，甚至影响了我的逻辑思维的培养和形成。这些父亲当然发现不了，或是“鞭长莫及”了。然而有一件事情却是很难避开父亲的跟踪追击的，那便是我骑的自行车了。自己不擦洗不保养，总是父亲替我擦洗保养。那个年代，自行车是重要的家庭财产。一个人上学或下乡有自行车骑，那可是一件幸福而令人羡慕的事情。由于工作的需要，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由公家配备了一辆飞鸽牌加重自行车。这在当时就如同一个人坐上了奥迪牌小轿车一样。那时候，延安县的县长下乡，也只是配备一辆自行车，由通讯员推着（由于本人不会骑父亲作为全县惟一的水利工程师，待遇是同县长相当的。父亲对于他的那辆“专车”十分的珍爱。那辆天津生产的加重型的飞鸽牌自行车，父亲由50年代末一直骑到70年代中期。虽然看着已经旧了，但还是擦得锃亮，保养得很好。

    他骑着这辆车子，长年奔波在全县的水利建设工地上，他热爱他的车子的故事一度传为美谈。人们说，忽工看车子比看自己的孩子还重要，从来是不借人的。的确，父亲把公家配备的车子，完全看做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过河时，从来舍不得骑车子下水。冬春季节，陕北山区仍然寒风呼啸。父亲骑车子下工地，过河时他舍不得让车子人水，便挽起裤腿下水，扛起车子过河。遇有路面坑凹不平、尘土太厚的时候，也会下来，扛起车子走路。由于人们时常看到他扛着自行车行走，便打趣说，忽工的车子骑人的时候比人骑车子的时候多。父亲听到了只是笑笑，也不说什么。父亲有了那辆自行车，再也不要骑着牲口下乡了，工作效率提高了许多。加之那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物资供应格外紧张，公家能给自己配备一辆自行车，哪里还有不倍加爱护的道理。父亲每次下乡归来，无论人多累了也不忘记擦洗保养车子。几十年如一日，养成了一种习惯。因此他的车子直至看着已经很旧了，但骑起来仍然像新车子一样利索。可惜这辆车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遭遇不幸。1967年武斗时，父亲因事前以反动技术权威而靠边站，受到批判和隔离审査。父亲想不通，一气之下，只身回了渭北老家。当时长途班车已经不通，他原本可以骑车子回家，但怕路途太长损坏了自行车，宁肯徒步。之后，武斗爆发，交通运输完全中断。一位姓李的同事也要“逃难”，情急之

    <t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