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有许多党内领导干部，他们没有读过大学，从贫瘠山沟里的土窑洞中成长起来，却很有水平，很有风度，是很优秀的。除了有较高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之外，衣帽永远是那样的整洁，表情也总是那样的认真严肃，言谈举止也是老百姓心目中“公家人”的标准形象，总给人以亲切宽厚、可靠成熟的感觉。这样的干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代。一代是1925年前后参加革命的，可称之为老一辈职业革命家。这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一代，解放后担任过我国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是在中国单命的史册上留下姓名和业绩的一代人。第二代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建国后长期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颇有影响。第三代就是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又长期在陕北地区工作的一代人了。这三代人，是西北革命的重要结果和党的宝贵财富，也是陕北人民的骄傲和自豪。笔者有幸在他们中的一些人领导下工作过，有机会了解了他们的革命经历和精神品格。

    他们的言行给我以启示和教益，是我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和良师益友。张史杰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由于年龄的差别，我认识张史杰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了。当时我高中毕业在延安县农村插队，张史杰是县委的主要负责人。

    他的工作作风很深入，在全县干部群众中威信很高。大约是1975年，我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时，在工作中认识了他。那时县上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四干会，大队支书可以到县上面对面听县委书记做报告，这在今天已经很少见了，那时候却很普遍。记得他还亲自到村里来检查指导工作。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我陪他在刚刚返青不久的小麦试验田里查看麦情。没有前呼后拥，也没有记者相伴，更不同于一些人那样像演员似的对着镜头装模作样、扭捏作态。

    他只是不时地蹲下身査看墒情和麦苗分蘖情况，认真地问长问短。

    他的严细务实作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在县上领导班子中，张史杰是有名的务实派，人们亲切地叫他“张书记”。我至今也不很清楚他当时的确切职务。

    他下来工作，总是穿着一身深灰色“涤卡”中山装，那是那个时代的干部服，内中的白衬衣洗得干干净净，天气再热也是衣着整齐，头上有时戴着一顶草帽，有时草帽是背在背后的，衣袖捋起来，风尘仆仆，精神饱满，和蔼可亲的样子，叫你很容易想琴电影里面的焦裕禄。我的印象中，他的工作作风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的确是很像一个活生生的焦裕禄站在自己面前。那时候，他的严细务实作风，的确在全县影响很大，各级干部都是暗暗地以他为榜样，勤勤恳恳地工作着。

    他提出并领导干的三件事，至今仍然看得到。一件是农田基本建设，提出的口号是人均五亩基本农田，这是达到了的。梯田、坝地、堰地、川水地，至今仍然是群众的基本口粮田。二是开启了延河改道工程，将包括西河与南河在内的延河流域弯曲宽阔的河道，截弯取直，既疏通了水道，又营造出数万亩良田。三是河川迎坡面大面积退耕、大规模地植树造林，至今所能看到的延安城南川、西川、东川以至远郊地带两侧山上阴玻的用材林、阳坡的经济林基本都是那时栽植的。这三件事，延安人至今仍在受益。因此，知情者提起张史杰仍然是一片赞叹，流露出深切的怀念之情。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四十多岁，风华正茂的人，已经成了年逾七旬的古稀老人，但当年的许多往事仍然留在记忆中，无法抹去。张史杰对于我个人的成长是起过言传身教作用的。

    他非常重视培养年轻干部。我当时是全县当地知青担任农村大队党支部正书记的为数很少的一个，自然引起了他的关注。一次在县上礼堂开大会，他特意把我安排在主席台，坐在他的身边，问长问短，那种荣耀、温暖及鞭策与鼓舞，使我终生难忘。1976年冬季，粉碎“四人帮”不久，陕西省委党校在延安柳林村开门办学，张史杰在全县农村基层干部中挑选四五个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支书，以基层“理论骨干”的身份参加这次为期四十余天的学习，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经典和中央有关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文件及四十多个附加材料，在政治斗争的紧要关头，及时地为我们消除了思想疑虑，解除了思想包袱，从此，轻装上阵，赶上形势发展要求。这次是同他接触最多、了解最深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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