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年的大旱，终于酿成了陕西历史上的大灾荒、大饥馑。1929年(民国18年）春季，素以粮仓著称的陕西关中地区，开始饿死人了，陕北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穷人吃光了树叶草根，啃光了树皮，青黄不接的春二三月，光秃秃的山野里，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了。体弱的老人和孩子首先开始水肿，随即便倒地死去。开始，人们还在就近的山坡上挖坑掩埋饿死者的尸体。到后来，死的人太多，死尸便到处曝横着，成了饿狼和野狗的食物。卖儿卖女成风。不断地便有人吃人的传闻，人们听了已经不觉得那么可怕。尚还存有一口气儿的，便开始逃荒。绥德一带的老百姓，有的朝东边逃，挣扎着想过黄河到山西去。有的往西走西口，想逃到宁夏去。于是在黄土飞扬的官道上，整天都能看到川流不息的难民。许多人走着走着，一头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后面走过来的，嫌他（或她）横在道中误事，便合力把死人拖到路边去。沿途随处都能见到死人，惨不忍睹。

    这天，马文瑞到义合镇去巡视工作。路遇一家人，男的骨瘦如柴，光脑袋，眼球深陷进眼眶子里，远远看着像一副骷髅。他咬牙挑着两只筐子，一头是口锅，另一头是两个面黄肌瘦的猴娃娃。婆姨拄根棍子跟在后面，蓬头垢面，奄奄一息。见他们走来，马文瑞闪到路边，眼看着这一家人慢慢踩着黄尘随着逃难的人群朝前挨去，心想，这一家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身为共产党人，眼看着民众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马文瑞心急如焚。他心想，陕北虽遇大旱，但并不是没有粮食，大量的粮食在地主的粮仓里存着，如绥德的安景荣、柳砚琢、王文卿，榆林的高宗山、王汉屏、李正斋，米脂杨家沟的马家，还有各县的中小地主，手里都有粮食。这些家伙，每一户存粮都在几十石或百石以上，哪一户的存粮也够一个村子的穷人吃一年。这些黑心狼，在灾荒年月，他们不但不发放一粒粮食赈济饥民，反而利用灾荒，想出许多办法趁火打劫，发家暴富。那些大地主往往借名“筹赈”以自肥。中小地主则乘机贵卖粮食，贱买土地，跃上大地主的阶层。农民对他们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文瑞觉得，组织饥民开展大规模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尽快行动起来，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把饥民心中的反抗烈火点燃起来，同地主和官僚斗争。

    此前不久，中共绥德县委改组，这给马文瑞的工作带来了新的考验。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原县委书记白乐亭调米脂县工作，宣传委员赵通儒调清涧县工作，绥德县委由周发源接任县委书记。冯启明、胡永华分别为组织、宣传委员，马文瑞继续担任县委常委兼团县委书记。

    马文瑞找周发源汇报情况，建议县委尽快组织饥民斗争。周发源听后，慢慢地喝了一口茶水，打着官腔说此举事关重大，得向特委请示，要慎重对待。”火烧眉毛的事情，便这样搁下来了。

    周发源这个人，与白乐亭相比，文化程度、领导水平和党性原则都大大不及。他出身商人家庭，虽念了些书，又在大革命时期入了党，但他的人生观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他的头脑里装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但灵魂仍然还被金钱利欲迷惑着。他担任县委书记后，首先向组织提议以个人名义在绥德城里开办一家商店，说是便于掩护身分，开展秘密工作。为办这个商店，不少党团员捐了款。商店办起来，周发源摇身一变，穿起金团花的长袍马褂，戴着银丝眼镜，成了阔气体面的字号大掌柜。他整天点头哈腰，拱手作揖，肥吃海喝，忙于生意应酬，县委的工作反倒丢在一边顾不得过问了。这个周发源，开始由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浑身散发着铜臭气味的买卖人。

    马文瑞和县委的几名委员，起初都还以为他是为了工作在“演戏”。过了一些日子，才看出他对工作不闻不问，只是一个心眼儿做生意赚钱。

    马文瑞自从向县委提出组织饥民斗争的建议，立等周发源请示特委后召集会议研究部署。他认为，此举完全符合党的六大精神，也是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特委没有任何理由不采纳。但等来等去，总没有下文。他坐卧不安地等了几天，实在耐不住，就又去催问，才知周发源到山西太原做生意去了。一贯很尊重上级领导的马文瑞，对这个毫不关心民众疾苦的周发源很不满意。胡永华、冯启明两位，对县委书记的做法也很不满。他俩一见马文瑞，就发泄开不满情绪来。“出来进去找他的，尽是些生意买卖人。他除了和这些人打交道，就是隔三见五跑太原进洋货，哪有时间搞工作。”胡永华话刚落地，冯启明也说：“他这人，哪里像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完全是商人嘛。”马文瑞望着他俩，没有说什么，心想对县委书记有意见，最好找他当面谈，或在党内会议上提出来，便说：“我去找他谈谈。”